第二個時期——遼
西元十世紀末，當時稱為北方燕雲十六州，包括房山地區，歸由契丹統治，並於西元九四七年，遼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遼建國後，大力吸取中原漢族文化，佛教也在鼓勵之列。在遼代，除刊行足以與北宋官版開寶藏媲美的《契丹大藏經》外，房山石經事業也得到了繼續發展。
遼代房山石經的續造，始於聖宗，其後興宗、道宗繼之，對刻石經尤為熱衷，至天祚帝時尚維持不斷。
遼初，雲居寺得到保護，穆宗應曆年間，在寺主謙諷的倡導下結「千人邑會」，籌集經費，大修雲居寺，對石經的保護起了很大的作用。據應曆十五年（西元九六五年）王正所撰之《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碑額題「重修雲居寺壹千人邑會之碑」）云：
「雲居寺之東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餘步有九室，室之內有經四百二十萬言。……原夫靜琬之來也，以人物有否泰，像教有廢興。傳如來心成眾生性者，莫大於經；勒靈篇儆來刼者，莫堅於石，石經之義遠矣哉！……寺主謙諷和尚，……見風雨之壞者，及兵火之殘者，請以經金，遂有次序。……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唱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無貧富後先，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故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墮於東峰。」
謙諷主持雲居寺期間有無刻造石經，今已不可知。明周忱《游小西天記》說：「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石經洞外拓片有遼統和十三年（西元九九五年）題記的《般若心經》殘片四塊，略可見遼聖宗時代續刻石經之一斑。
關於遼聖宗、興宗、道宗時期施助雲居寺刻造石經事業的情況及所刻經數，在清寧四年（西元一〇五八年）趙遵仁所撰之《續鐫成四大部經記》和天慶八年（西元一一一八年）志才所撰之《續秘藏石經塔記》中，有詳細記載。趙遵仁《記》云：
「我朝太平七年，會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紹芳知牧是州。因從政之暇，命從者游是山，詣是寺，陟是峰。暨觀游間，乃見石室內經碑，且多依然藏貯。遂召當時耆秀，詢以初迹，代去時移，細無知者。既而於石室間取出經碑，驗名對數。……乃知自唐以降，不聞繼造。佛之言教，將見其廢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復興之嘆，以具上事，奏於天朝。我聖宗皇帝，銳志武功，留心釋典，既聞來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師法諱可元提點鐫修，勘訛刊謬，補缺續新，釋文墮而復興，梵匠廢而復作。琬師之志，因此繼焉。迨及我興宗皇帝之紹位也，……常念經碑數廣，匠役程遙，藉檀施則歲久難為，費常住則力乏焉辦。重熙七年，於是出御府錢，委官吏貯之，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之價，仍委郡牧相承提點。……」
志才《記》云：
「至大遼留公法師奏聞聖宗皇帝，賜普度壇利錢，續而又造。次興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勗、梁公穎奏聞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七帙。」
由以上兩碑記所述，可知最初對石經進行驗名對數的是遼初涿州刺史韓紹芳。據趙遵仁《記》載，韓紹芳當時驗了《正法念處經》一部全七十卷，《大涅槃經》一部全四十卷，《大華嚴經》一部八十卷，《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合計碑二千一百三十條。就當時條件講，韓紹芳對石經驗名對數的工作是很艱巨的，但他也遺漏了許多經碑，與拓印實物的數目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韓紹芳將雲居寺石經情況奏聞聖宗，促使了刻經事業的繼續發展。志才《記》中說是「留公法師奏聞聖宗」，這可能是當時留公是雲居寺住持，而當韓紹芳上奏本時，留公作為僧方代表，列名同奏上聞之故。總韓紹芳、留公主持所續刻之石經主要有：《大般若經》八十卷。《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至此完成了所謂「四大部」經數。
之後，在道宗大安年間又有名僧通理續刻石經四十四帙，計碑四千八十片。上述志才《記》云：
「有故上人通理大師，緇林秀出，名實俱高，教風一扇，草偃八宏。……師因游茲山，寓宿其寺，慨石經未圓，有續造之念……。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於茲寺開放戒壇，……所得施錢，乃萬餘鏹，付門人見右街僧錄通慧圓照大師善定，校勘刻石，石類印板，背面俱用，鐫經兩紙。至大安十年，錢已費盡，功且權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
志才《記》末，詳列通理所刻經名及帙號。通理所刻之佛典，與他以前所刻者有一很大不同。以前所刻多為大乘的經，而通理所刻則多為律和大乘論。如《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地經論》十二卷，《佛地經論》七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七卷，《成唯識論》十卷，《大乘起信論》一卷，《摩訶衍論》十卷等。由此可見，通理刻經是很有計劃的，他補前人所刻之缺，使大乘經、律、論三藏完備。通理刻成這些石經後，大概石經山上各室已滿，一時無處貯藏，暫置山下。據志才《記》述，通理入寂後，他的門人善銳，「念先師遺風不能續扇，經碑未藏，或有殘壞，遂與定師（善定）共議募功。至天慶七年（西元一一一七年），於寺內西南隅，穿地為穴，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穴之內。上築臺砌磚，建石塔一座，刻文標記，知經所在。」這座標記經碑所在的雲居寺南塔，後人即稱之為「壓經塔」。
通理之後，遼代續刻石經事業並未停止。通理的弟子善伏，從天祚帝乾統七年（西元一一〇七年）開始續造，一直到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其間得到遼「故守太保令公陳國別胥」的施助，共刻石經十三帙，一百多卷。後來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玄英及其俗弟子史君慶刻《鐫葬藏經總經題字號目錄》的二十七帙中，其前十三帙石經即是遼天祚帝年間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