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歷史之考證
吾人整理所聞言義，就依法不依人言，本不須為歷史之考證。然為以法定人起見，既不能不考尋某法是否為某人之所說，某人之所說是否為某法，則不能不為歷史之考證。故當依記載之聞量，驗以現存發見古器制之現量，參以人種民族語言文字，及時代國土社會環境種種關係之比量，然後觀察其分位上應否能有此人，此人應否能有此言，此言之思想上來源何在，此言在當世及其後曾發生何種影響與功罪。更加古記載之詳稽博證，某種語言文字上，此言之所詮應為何義，某種風俗習尚上，此人之所言乃為何事。於是茫昧而不明了之傳說，乃略有眉目，可為論其世，察其言，而知其為人之基本。雖然，有因於自然界之環境關係者，如以氣候、地帶、物產而演成一區之民俗，各營其特共之生活；有因於人群制之環境關係者，如以種族、階級、信仰而演成一區之民習，各循其特共之軌轍；有因於時勢之轉機關係者，如以貧富、強弱、安患而改換勤惰憂樂之民情；有因於天才之非常關係者，如以聖哲英豪而變化仁暴、智愚、勇怯之民性。中人以下之言行，大抵以前三因而發生為歷史退滯之跡象；中人以上之言行，大抵以後一因而發生為歷史進展之跡象。故觀歷史之進展，必以後一關係為主因，而前三因則僅為其助緣。夫同一孔仲尼時代之中國，為孔仲尼者僅孔仲尼之一人；同一釋迦牟尼時代之印度，為釋迦牟尼者僅為釋迦牟尼之一人；同一亞里斯陀德時代，為亞里斯陀德者僅亞里斯陀德之一人。有孔子而有儒家之文化，有釋迦牟尼而有佛教之文化，有亞里斯陀德而有西洋哲學科學之文化。可知非常天才之關係，為文化進展之主因也。唯前三因，亦未嘗非輔成其人言行之助緣耳。如處於溫暖之地帶，居於有憑藉之階級，適變於當時之機勢，皆有關係。然若略去其非常天才之主因，必不能為充分之說明也。古人之好為歷史人物誇張者，固多迷謬，而近人之治史學者，但索某人某文化之因於前三者之助緣，昧其主因，亦成偏缺。由是今人之愚者，每不能逾於古之中人，而古之聖哲，亦不妨度越於今之智者也，以其為非常天才故。然解釋此非常天才之何以有，或原本宗族之遺傳，或推由教育之修習，或歸為環境之關係，而此亦為其助緣耳。然直抉其主因，既無上神真宰之特降，亦非無端突然而忽至，蓋由「無始恆轉之一切種識」，積久修因之所致，於此遂至歷史學之問題深處。若能以其果之閎偉，察其因之深廣，亦非甚難知者。後當廣論，今姑止此。由此小乘大乘之俱源於釋迦所說，可無疑也。結集之歷次增減，宜傳──譯釋闡發等──之遞時盛衰，復有前說四因之迭相更替而推演，或為退滯，或成進展，為歷史之考證者，勿執一曲以概其大全，詳細觀察，審求其故，庶能得其真相。為佛陀學之歷史考證應如此，為餘學之歷史考證亦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