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房山雲居寺石經──經文、題記、碑銘等拓片之選輯 · 石經的整理和研究" description: "房山云居寺石经是由隋代高僧静琬大师发起刊刻，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朝千余年接力完成的佛教石刻经典宝库。主要内容为镌刻于石板上的佛教大藏经，并包含大量题记、碑铭，是研究佛教历史、书法艺术及社会经济的珍贵实物资料。它被誉为“北京的敦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石刻图书馆，在佛教典籍保存、传承与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至尊地位，是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 url: "https://rushiwowen.co/ja/r/cmcxrlwbx0e0mi904dzl6a09a" --- ### 石經的整理和研究 房山雲居寺距北平城區西南約七十五公里，距房山縣城西南二十五公里。雲居寺石經分藏於兩處，一為雲居寺東面石經山頂上的九個洞中，一為雲居寺西南壓經塔下的地穴內。石經山上各洞及洞外的經石碑刻，長期以來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散在洞內外的殘石碑片多達千塊，這些殘缺的經石無疑是人為破壞的，還有許多已被盜賣散失，甚至流出海外。其次，自然風化的情況也相當嚴重，特別是靠近洞門部分的經版，由於岩石水分的滲透和多年的自然風化，經版之間互相黏貼在一起，稍一移動，則石面表層脫落成粉末，以致字迹漫漶不明。然而，從壓經塔下地穴內發掘出來的經版，除極少數被壓折斷外，幾乎沒有一塊受到風化侵蝕，保存得十分完整。後來將所有石洞的經版都編號拓印，再保持原狀。 > 房山雲居寺は、北京市街地の西南約75キロ、房山県城の西南25キロに位置しています。雲居寺の石経は二か所に分けて保管されています。一つは雲居寺の東側にある石経山の頂上にある九つの洞窟内、もう一つは雲居寺の西南にある圧経塔の下の地下空間です。 石経山の各洞窟と洞窟外の経石碑刻は、長年にわたり、自然の風化と人為的な破壊をさまざまな程度で受けてきました。洞窟内外に散乱する残碑や破片は千点以上にのぼり、これらの欠けた経石は明らかに人為的に壊されたものです。さらに、多くの石経が盗まれ売り払われ、海外に流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次に、自然風化の状況も非常に深刻です。特に洞窟の入り口付近の経版は、岩石からの水分の浸透と長年の自然風化により、経版同士がくっついてしまっています。少しでも動かそうとすると、石の表面が剥がれ落ちて粉末になり、文字がかすれて判別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一方、圧経塔の下の地下空間から発掘された経版は、ごく少数が圧力で折れたものを除き、ほとんど風化の侵食を受けておらず、非常に良好な状態で保存されていました。その後、すべての洞窟の経版に番号を付け、拓本を取った上で、元の状態を保つようにしました。 經過編號拓印，石經山各洞及壓經塔下地穴內所藏經石數目為： - 第一洞，一一三一石。 - 第二洞，一〇九一石。 - 第三洞，三三三石。 - 第四洞，一六四石。 - 第五洞，一四六石。 - 第六洞，二〇〇石。 - 第七洞，二八五石。 - 第八洞，八一九石。 - 第九洞，三九〇石。 - 塔下地穴，一〇〇六一石。 以上總計得經石一四六二〇石。此外尚得殘經四二〇石，洞外各種碑銘八二石。這個數目是十分驚人的。 這些為數巨大的房山石經及其題記和各種碑銘，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我國古代特別是古代北方地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佛教興衰、佛教經籍、以至碑刻書法、藝術等各方面的豐富的原始資料。明清兩代的學者，就開始注意房山石經，但大都只是從碑刻書法方面著眼，而缺乏從其內容方面的價值進行研究。一直到近代，一些學者才開始注意於內容方面的研究。由於經石數量巨大，研究工作十分繁重，目前的研究還是十分初步的，不過僅就這些初步研究，也可看出房山石經在我國古代文化史、佛教史上重要意義的一斑。 在拓印的資料中新發現的靜琬《涅槃經堂題刻》、《貞觀八年題刻》前半部，玄導《總章二年題刻》、《大唐雲居寺石經堂碑》等，補充了雲居寺石經刻造歷史的一些缺誤，從而使雲居寺石經刻造沿革的脈絡清楚的顯現出來，這已詳見本文第一部份，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石刻佛經對校勘歷代木刻藏經的脫誤有重要價值。如唐初玄導所刻的《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上發現一篇《經序》，長達四百六十餘字，這篇《經序》自宋磧砂藏，乃至明南北藏、嘉興藏及頻伽藏等均未見刊載。只有日本《大正藏》編入，其脚注云：「此序依聖語藏本載之。」然而用石經《經序》校勘《大正藏》所載《經序》，有二十六個誤字和脫字。現校讀如下：（《大正藏》誤字以（）標誌，石經正字及《大正藏》脫字以〔〕標誌。） 雲居寺遺址和石經山藏經洞地理位置圖 石經山藏經洞分布圖 「仁王般若經，初眾相謂曰：大覺世尊前已為我二十九年說摩訶般若、金剛般若、天王問般若、光贊般若，則此經目題久傳上國。有梁太清二年六月，于闐沙門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賚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須）〔洎〕京師，時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此『婆』字《大正藏》及石經均略）首那，告知（後）〔俊〕朗，世傳釋學，（無）〔尤〕精義味，兼善方言，避難本邦，登仕梁室，被敕總知外國使命。忽見德賢有此經典，敬戀（宜）〔冥〕懷，如對真佛，因從祈請，華命弘宣。德賢嘉〔其〕雅操，（靈）〔虛〕心授與。首那即又啟敕，求使（顧）〔岭〕表，奉迎雜華經。辭闕甫爾，便值侯（量）〔景〕稱（丘）〔兵〕寇亂，頂戴逃亡，未暇翻譯。民之所欲，天必從焉，屬我大陳應期啟運，重光累（業）〔葉〕，再靖四海，車書混同，華夷輯睦。首那（貧）〔負〕笈懷經，自（達）〔遠〕而至。江（洲）〔州〕刺史儀同黃法󱮣，駈傳本（洲）〔州〕，錫珪分陜，護持正法，渴仰大乘。以天嘉六年歲次乙酉七月辛巳□廿三日，□□勸請首那於（洲）〔州〕聽事，略開題序，（說）〔設〕無遮大會，四眾雲集五千餘人。匡山釋僧果法師及遠邇（此字石經誤作『迹』）名德，並學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碩難紛綸，靡不渙然（水）〔冰〕釋。到其月廿九日還興業伽藍，揵搥既響，僧徒咸萃，首那恭執梵文，譯為陳語。楊（石經作『揚』）州阿育王寺釋智昕，暫游（鼓）〔彭〕洭，伏（應）〔膺〕至教，耳聽筆疏，一言敢失？再三（脩）〔循〕環，撰為七卷，訖其年九月十八日，文句乃盡。江（洲）〔州〕僧正釋慧恭法師，戒香芬郁，定水澄明，揩則具贍，（陳）〔棟〕梁是寄。別駕豫章萬駰，（洲）〔州〕之股（胡）〔肱〕，材之杞梓，信慧並修，文武兼用，教委二人，經始功德。輒附卷餘，略述時事，庶將來君子〔無〕或（精）〔猜〕焉」。 閱此校文，可知石經可校正現存木刻佛藏之脫誤實多。此《經序》若無石經校勘，許多文句無法讀懂，特別是最後一句，若無「無」字補入和校正「猜」字，原文「或精焉」不知作何意解。這當然是因為聖語藏本前後傳抄，不免魯魚亥豕之誤，而石經刻後是固定的，所以錯字較少。又如，唐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刻的《妙法蓮華經》，如對照敦煌唐寫經，亦可為校正現行木刻佛藏中許多誤字，提供有力的佐證。如能有計劃地用石經校勘有關佛經，房山石經一定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再次，從房山石經中發現一批已佚失了的佛教典籍和有關序文，這對研究佛教史尤為可貴。例如，在拓印中發現了刻成於金皇統七年（西元一一四七年）的唐代最後一位密宗學者行琳的著作，書名為《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共三十卷。這部著作的名稱，曾見於《至元錄》卷十，編在「并岳宗」三號，但書已佚不傳，行琳的事迹亦已不明瞭。房山石經此集編於「俊刈密」三帙，卷首有「上都大安國寺傳密教超悟大師賜紫三藏沙門行琳」自述序文一篇，長凡一千五百餘字，撰于唐乾寧五年（西元八九八年）。序中有云： 「雖則教演多途，宗分唯二，顯之與密，統盡其源，……自金仁（人）應夢，大教西來，貝葉雖譯於真文，密藏未宣於修旨，洎我大唐開元年中，厥有釋迦善無畏三藏、金剛智三藏、不空三藏三大阿闍梨，繼至長安，方始巨陳密理，備振修儀，密教大布於支那，壇象遍摸於僧宇，師資傳習，代無問焉。行琳不揆疏昧，幸早宗師，勉殫澄襟，討探積歲。……況佛日沈暉，像教荒墜，懸絲殘響，孰幾擔護。每慚薄祐，虛會明時。奉持之願雖深，崇紹之能匪立。覿彼顯教，代有英才，省我密宗，緇流少習。益以寇亂之後，明藏星隳，慮漸陵夷，敢申微志。乃詢諸舊譯，搜驗眾經，言多質略，不契梵音。今則楷切新文，貴全印語，希總持之不墜，誓宏炬以長輝。然彼方此方字別，而唐音梵音聲同。必使華竺韵齊，遐邇言類，通學者之修徑，達聖旨之幽踪。意盡明門，卷成三十。……伏願見聞蒙益，悉發覺心，讀念居懷，齊登樂果。敢以傳諸同志，期盡將來。極導無邊，但深感仰之至。慚省寡聞，聊申紀序。」 我國唐代密宗，極盛於開元天寶之間，至咸通時已成強弩之末，密宗大師惠果之後只數法全與造玄。日本「入唐八家」，自空海至圓珍，均在貞元至咸通間入唐，先後就惠果、法全和造玄學密宗。日本大村西崖博士，在其名著《密教發達志》卷五中，論述唐代密宗時說：「法全一去世，不復聞有明匠復出者，五季以後，傳燈全無由知其所在。」 從行琳上述序文及其所住之上都大安國寺看，他學有師承是可以肯定的。大安國寺在唐代為長安名剎之一，中唐以後，各宗學人多住其間，《宋高僧傳》有唐大安國寺僧十餘人的傳記，但未見行琳之傳。此經及行琳序文的發現正可補史籍之缺。而且我們知道，遼代佛教的特徵之一在密宗之復興，著名的遼僧如覺苑、道㲀等，有密宗章疏的著作。所以唐末行琳這部《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傳入遼、金，即受到重視，而且三十卷全部刻石，藏於雲居寺，為唐代密宗傳承上保存下一部可貴的文獻。這部著作內容豐富，不僅是集密教陀羅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音韵學的寶貴資料。 又如，遼代有名學僧思孝的遺文《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序》的發現，弄清了《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的真正作者，及其修訂過程，解決了歷代的誤傳。此集二十二卷，曾見于《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的「泰、岱」二帙。《至元錄》把它略稱為《一切佛菩薩名集》，題為「沙門思孝集」，這一說法一直為佛教研究者所沿用不疑。但從上述思孝「序」看，這部《名號集》乃是遼利州（今遼寧朝陽西南）太子寺僧德雲所集，以後由純慧大師非濁參照宋朝新譯及契丹所譯諸經加以補充完成。思孝只是為此集寫了一篇序文。石經此集卷首也明確題為「利州太子寺講經論沙門德雲集」。所以向稱此集為「思孝集」，顯然是錯誤的。思孝的序文長達一千六百餘字，款題為「覺花島海雲寺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賜紫沙門思孝奉詔撰」，末記「時皇朝七代歲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律中大呂蓂生十葉午時序訖」，其序文略云： 「爰有燕京弘法寺校勘諫議大夫昌黎志德，進《明咒集》都三十卷，括一大藏一切明咒。上京臨潢府僧錄純慧大師沙門非濁，進《名號集》二十二卷，撮一大藏一切名號。……《明咒》之首自有引文，《名號》之前原無序說。帝（遼興宗）慮遐裔罔殫厥由。詔委下才聊述其致。 「此集乃是德雲法師之所纂也。師本保靜人，俗姓清河氏，家傳儒素，躬博詩書，工翰工吟，具福具智。厭世塵之翳實，忻法味以清神。始於析津府崇仁僧伽藍摩出家，奉求寂戒，終於永昌軍太子招斗提逗，屏迹轉大藏經。攝斂一心，聯綿十載，酷探至趣，正存性相。………由是披尋經律論三藏教義，采摭已今當三世名號，……名體俱同，更不紀錄；或有名同，却疑體異，亦并書之。集成一部，分為兩門。……奈伺機罔契，逼大限以云殂。道失能弘，因成墜地，人微所托，屢歷周星。 「後遇海山純慧大師，鳴艣飛帆，雲離自島，懸盂掛錫，萍寄彼藍，講華嚴倚頌圓經，傳金剛三聚淨戒。……本州僧政沙門法常，當寺僧首沙門義鑒，虔守遺編，………即以授之，托其弘耳。濁公于是喜強緣而得遇，希巨利以靡辭。細披但劑於半珠，熟視未成於全寶。以宋朝新譯及我國創添經數頗多，云皆莫覿。因伸石補，用冀天圓，復雙益於新名，乃兩增於舊卷。 「師會帝於累聖殿中，宣預道場，乃以其集，捧之呈進。帝躬披閱，……尋頒綸旨，委以有司，俾刻印文，示諸未諭。……宸慮若斯，故記云耳。」 思孝、非濁都是遼代名僧，為興宗、道宗所重用。金王寂所撰《遼東行部記》載有思孝傳略。思孝住於中京道覺花島（今山海關外興城縣南海中的菊花島）海雲寺。《記》文稱他「行業超絕，名動天下」，可以想見其當時的聲望。高麗僧義天入宋和遼搜集佛典時，曾搜集去思孝所著經律章疏二十餘部，可惜俱已不傳。丁酉年日本塚本善隆、小笠原宣秀、野上俊靜、小川貫一諸氏所著之《佛教史概說．中國篇》，在遼金時代一章中提到思孝時也惋惜地說：「思孝著書頗多，恐怕是遼代第一的學僧，但是一部也沒有傳下來，實在可惜。」房山石經保存了思孝這篇序文，不僅使我們可以看到思孝佛學和文字的造詣，彌補了過去的遺憾，而且也為研究遼代佛教提供了一篇重要資料。 再如，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的發現，也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據佛教史籍記載：「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資令宣講。」（《宋高僧傳》卷十四《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著錄有《御注金剛般若經疏宣演》（簡稱《金剛宣演疏》）六卷，此乃當時唐長安青龍寺道氤奉命講解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的著作（見《宋高僧傳》卷五《道氤傳》）。可見唐玄宗的御注《金剛般若經》在當時是十分受重視的，但這部「御注」沒有收進大藏，未見傳世。這部「御注」《金剛經》有玄宗的自序，注末並有題記云：「右經開（元）二十三乙亥之歲六月三日，都釋門威儀僧思有表請，至九月十五日經出，合城具法儀於通洛門奉迎。其日表賀，便請頒行天下，寫本入藏，宣付史館。其月十八日於敬愛寺設齋慶贊，兼請中使王公宰相百〔官〕，（下缺數字）」以下並有某某書，某某初校、再校、三校，某某裝訂，某某監造等。這段題記充分說明此書問世之慎重，可補佛教史乘之缺略。而唐玄宗的自序，更可了解當時朝廷如何利用佛教以輔助政治的。同時在序中，唐玄宗列舉他御注《孝經》、《道德經》和這部《金剛般若經》的情況和宗旨，為我們研究李唐王朝如何融合儒、釋、道，實行三教並用等情況提供了資料。就調和佛道二教的情況看，唐睿宗在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年）的詔書中曾說過這樣的話：「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舊唐書．睿宗本紀》）在房山石經的一些題記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實例。如王守泰《山頂石浮圖後記》提到的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〇年）奏請頒賜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作為房山雲居寺石經經本的金仙長公主，就是一個女道士。此外，長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所刻《觀世音經》題記中有「燕州白鶴觀南岳子焦履虛」的題名。《大般若經》卷一百十一的刻經發起人中有「道士周藏真」，同經卷四百二十一的刻經發起人中有「道士紫雰」，同經卷四百三十三的刻經發起人中有「道士張乘鶴」等。這些道教徒參與刻造佛教經典的事實，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房山石經中，許多經文後附刻有題記，這些題記是研究歷代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一些風俗習慣的寶貴資料。如，在許多題記中刻有刻經人的官銜，有些可與史籍相印證，有些則可補史籍之缺。以唐、遼兩代經碑附記中所列刻經人的官銜看，就大可增補新舊《唐書》和《遼史》官志所載之缺。又如，在一些題記中列有當時捐刻石經的各行各業的詳細名單，其中僅就唐代而言，初步統計所出現的就有三十多行業，這對研究唐代北方工商業發展的情況是十分寶貴的資料。此外，在研究歷代書法藝術、雕刻藝術、文字演變（如：俗寫字、異體字、簡化字、武周時期新造字等），房山石經都提供了可靠的實物根據。 這本《房山雲居寺石經》，只是選印了其中極小一部分經文、題記、碑銘的拓片，試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和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