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氏稽古略

我的师父古今和尚，继承了祖师传下来的法席，主持海潮寺一共二十四年。这期间，他把衰败的重新振兴，把废弃的重新建立，大力弘扬宗门家风。四面八方前来皈依的人，一个接一个，脚步相连，络绎不绝。

咸丰壬子年，师父辞去寺务，退休养老，把住持的位置传给了我清道。但我自认为根器浅薄，业障深重，没能真正承担起师父交付给我的重任。后来又遇到庚辛年间的战乱灾难，寺庙被大火烧毁了。

到了同治三年甲子年，我清道在原来的寺庙地址上，搭起了简陋的草棚，四处化缘募捐，想着能修多少算多少，一步一步来。承蒙各方信众施主争先恐后地布施捐助，于是才得以按次序恢复佛殿，又增建了禅堂，让四方云游的僧人和信众，有地方可以安身居住。

我清道不敢自己夸耀这些功劳，这实在是师父的慈悲庇佑，在冥冥之中帮助我成就的啊。

我又想到，寺里僧众聚集在一起，从早到晚诵经修行，如果没有经典，就像熄了灯在夜里走路一样，怎么能看清佛法的宗旨呢？而浙江一带的五山十刹等各大寺院道场，虽然都曾蒙受历代皇帝的恩宠，颁赐了《龙藏》大藏经，但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一部也没有留存下来。

光绪辛巳年，我下定决心前往北方，向政府上书，把请求传达给皇帝知晓。得到圣旨，恩准颁赐全部《龙藏》大藏经，还有配套的仪仗器物。我恭恭敬敬地迎请回来，建造了藏经阁，尊贵地供奉起来，作为寺门的珍宝。

那时候，我清道已经七十岁了，身体还是像以前一样衰老迟钝。于是我就退居到别院，以此来继承师父留下的遗愿。

我又想到，佛陀留下的真言和深奥的法义，实际上就相当于儒家学者的经书和传注；《景德传灯录》、高僧传、圣僧传、佛祖通载这些书，实际上就相当于儒家学者的史书和鉴戒；历代大德的语录和注释，实际上就相当于儒家学者的子部和集部著作。禅宗的渐修和顿悟，就相当于儒家所说的体用关系；《四十二章经》和《中庸》一样，都是贯通上下、彻头彻尾的道理。如果不潜心钻研探求，怎么能超脱凡俗，进入最上乘的境界呢？

元朝至正初年，觉岸禅师撰写了《释氏稽古略》四卷，这实在是佛门典籍中的重要著作，是我们学佛之人的重要指南。这本书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但世间流传的版本很少，后来的学人无从阅读了解。

我的法徒宝藏了这本书，书后面还附有明朝僧人释大闻续写的三卷，可惜破损残缺的地方很多。我又借了钱塘丁氏八千卷楼的藏本来仔细校对，校勘得精密详尽。按照重新翻刻古书的惯例，不重新抄写样稿，直接把原书交给刻印工匠付印。恭敬地把钦定的《四库全书提要》列在书的前面，用来辨别说明。这样做是为了广泛传播皇上的恩德，昭示后来的学人。像我清道这样没有学问的人，能够借此在书末附上名字，实在是深感荣幸啊。

光緒十二年，也就是丙戌年，四月初八，出家人清道恭敬地記下這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