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编年通论

序言说，佛经上讲，三界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凡是有为造作的事物都不能长久。晋朝的根基，是从魏室远支而来，等到诛杀了曹爽，就断绝了曹氏的宗嗣。他们设立了皇帝的策命，延续了晋朝的统绪。晋朝以金德承继土德，天命落在了他们身上。平定了蜀汉，又降服了孙吴，天下升平，施行宽仁的政治。文治已经完备，武功也收藏起来。然而，当一百零六年的厄运突然降临，朝廷的官员失守，天下就大乱起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时候，僧俗两界都分崩离析，人们朝不保夕。朝廷把政权寄托在江南，佛法也随着时代而兴盛起来。于是，出家的僧人和在家的信众都聚集到这里。所以，就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另称为东晋。

元帝，是宣皇帝的曾孙，恭王司马觐的儿子。名叫司马睿，字景文。他刚出生的时候，屋子里有神异的光芒，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他的左额角上长出了白色的毫毛。他历任官职，做到了都督扬州诸军事、左丞相。怀帝和愍帝败亡之后，百官们四散分离，有的逃到江南，有的被俘虏杀害。长安失守，愍帝被幽禁在平阳。就在这个时候，江东地区忽然出现了五个太阳同时出现的异象。京城的人都劝司马睿应该自称晋王，总揽国家大政，来治理天下百姓。愍帝去世后，他就登上了尊位。定年号为建武，建都在建邺。为了避讳愍帝的名字，把建邺改名为建康。

在这之前，泰康二年，东吴的旧将管恭作乱。太史伍振用蓍草占卜后说：“管恭很快就会被消灭。但是，再过三十八年，扬州地区将会出现天子。”到了这个时候，果然应验了他的话。还有，秦始皇的时候，观望云气的人说：“吴地的金陵山，五百年后将会出现天子。”秦始皇很忌讳这件事，就派兵去开凿金陵山，把它挖断，改名叫秣陵，希望断绝那里的王气。从秦始皇执政到司马睿，一共是五百二十六年，晋朝以金德统治了天下。当时又有民谣唱道：“五匹马浮渡过长江，其中一匹马变成了龙。”永嘉年间天下大乱，皇族宗室中只有琅琊王、西阳王、汝南王、南顿王、彭城王这五位王爷得以渡过长江，来到江南。而司马睿最先奠定基业，成为皇帝。由此可知，他承受天命，是感应了上天的灵验。他想要跨越疆域图谋天下，也要凭借地势的帮助。大地承载着那股气势，秦始皇开凿了它也没有消亡；上天降下了那灵验，刘曜歼灭了晋室也没有断绝。

从建武年间一直到元熙年间，东晋一共经历了十二位君主，一百零四年。在这期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僧人、居士，翻译的经、律、论加起来将近有六百卷。弘扬佛法的事业，到这个时候特别兴盛。

永昌元年，印度僧人吉友来到建康。丞相王导见到他说：“这是我们这一类人啊。”太尉庾亮、光禄大夫周顗、廷尉柏袤这些当时的名流都登门拜访，与他结交为友。他的名声在士大夫之间很响亮。吉友曾经对着王导解开衣带，随意盘坐。尚书卞望之正好到来，吉友立刻端正仪容，变得很严肃。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说：“王公的风范气度，是期望人以自然真性相对；卞尚书讲究规矩法度，评判事物。我正是用相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罢了。” 桓彝想给吉友下个评语，想了很久都没想好。吉友自己说：“尸黎密可以称得上卓越开朗。”桓彝听了，极为赞叹，认为这评语说尽了品评人物的极致。大将军王敦听说吉友被各位名公器重，心里不以为然。等到见了面，不知不觉间手足都增添了敬意。周顗担任仆射，兼管选拔官员的事务，将要进入官署办公时，经过吉友那里。吉友感叹说：“为朝廷选拔贤才，能像您这样，真让人感到无愧啊。”等到周顗去世，吉友去慰问他的遗孤，对着灵位唱诵梵呗，清越的声音直上云霄。又念诵了一千多字的咒语才离开。王导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外国像您这样的人，恐怕只有一个吧。”吉友笑着说：“如果我也像各位这样，今天怎么能在这里呢？”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名言。他翻译了《孔雀经》，梵文名字叫尸黎密。他大概是让出王位而出家的，就像吴国的泰伯一样。

咸康六年，皇帝年纪还小，庾冰作为皇帝的舅舅辅佐朝政。他上奏说，出家人也应该向皇帝行跪拜礼。尚书令何充等人讨论后认为不应该跪拜。这件事交给礼官详细讨论。博士们的意见和何充一致。但门下省的官员秉承庾冰的意图，反驳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诸葛恢，尚书冯怀、戴广等人上奏说。

世祖武皇帝凭借盛大的功业改朝换代。肃祖明皇帝智慧圣明，洞察深远。难道当时僧人不容易下跪行礼吗？这是因为不改变他们修行善法的方式，以此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臣子们认为应当遵循先帝的旧例，这在道理上是更长远的。水固则认为应该完全遵守敬拜的礼仪。皇帝下诏书说：天下各地风俗不同，神明之道难以分辨，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情况。通达事理、触类旁通，确实不应该感到奇怪。何况跪拜的礼节，为什么一定要崇尚呢？应当再推究先王之所以崇尚它的用意，难道只是喜欢这种弯腰屈膝、行礼盘旋的动作吗？当然不是。因为父子之间的尊敬，建立了君臣之间的秩序，制定法令制度，崇尚礼仪规范，难道是白费力气吗？确实是有原因的。既然有原因，又用什么来改变它呢？那么，礼制名分的设立，难道是毫无意义的吗？况且现在到底有佛还是没有佛呢？如果有，那么他的教法自然宏大；如果没有，那这道理又从哪里来呢？即使相信有佛，那也是世俗之外的事情。世俗之外的事情，难道是世俗之内的人所能完全体会的吗？却要因此改变身体姿态，违背通常的规范，更改礼仪典章，抛弃名分教化，这是我很怀疑的。名分教化有其由来，历经百代都没有废止。天不亮就起来操劳，使功业显赫于后世，尚且担心它产生弊病，这其中的缘故难以追寻。而现在却要远远地追慕那些模糊不清、难以分辨的东西，在一朝之间抛弃礼仪，在当今之世废除教化，使得普通百姓轻慢放纵，违背法度，这又是我很怀疑的。即使相信有佛，即使真有佛，我也将通过与神明沟通，从内心深处去获得感悟。国家的法度、宏大的规范，当然不能在朝廷上废除。所有这类人，都是晋朝的百姓。论他们的才智，也不过是平常人。却要因为他们所说的道理难以分辨，就借特殊的服饰来超越法度，以不同风俗的傲慢姿态，在皇帝面前挺直身体，这又是我不能赞同的。各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领悟道理就应当能洞察幽深微妙之处，讨论治国就应当重视国家的典章制度。如果不是这样，我将如何评述呢？何充等人再次上表说：臣等愚昧浅薄，不足以赞扬圣上的旨意，阐发宏大的道理。恭敬地阅读圣明的诏书，感到震惊惶恐，不知所措，于是共同仔细研究探讨。有佛还是无佛，本来就不是臣等所能断然确定的。考察流传下来的文献，钻研其中的要旨，发现五戒的禁律，确实有助于君王的教化。他们轻视显赫的名声和行为，看重默默无闻的潜修操守。修行德行的关键在于忘却自身，保持内心专一精妙。而且佛教从汉代兴起，一直到现在，虽然教法有兴盛和衰落，但并没有产生邪恶虚妄的弊病。这种神妙之道流传久远，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讨论事情，总会有损失，何况必定有巨大的益处。臣等愚钝的诚心，实在希望像微尘露水那样，能对泰山有所增益；用这小小的意见，对上能对皇道有所补益。现在一旦命令他们跪拜，就会破坏他们的教法，修行善行的风气就会在圣明的时代被废弃。习俗一旦形成常态，必然导致怨恨和恐惧。这隐藏在我们臣子的心中，私下感到不安。臣等虽然愚昧蔽塞，怎敢用片面的见解来疑惑误导圣上的听闻呢？只是认为时代经历了三代，人们变得更加明智圣德，现在不为此制定强制规定，并不会损害君王的法度，而那些幽冥世界的规范，也可以没有阻碍。因此再次陈述我们愚钝的诚心，乞求陛下垂怜审察。水固仍然认为不可以。皇帝又下诏书说。

看了你陈述的这些深奥难懂的道理，确实不是比喻就能说清的。不过大致比较一下，人和神之间的通常规矩，大体上还是有一些分别的。

总的来说，历代君王制定法度，虽然文采和实质会随着时代变化，但从来没有用外来的、不同的习俗掺杂进来治理国家、混乱教化的。这难道是过去的圣人不够通达，而未来的圣人就特别开明吗？

再说，佛教五戒这点小小的善行，粗略地看有点像人间的伦理，难道就能因此让世间的君主简化对它的礼敬吗？礼是很重要的，敬是非常重大的。治理国家的纲领，全在这里面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并不是喜欢高高在上；地方上的百姓，也不是天生喜欢卑微。但如果尊卑的秩序不通过王道教化来申明，就会发生混乱。这就是过去的圣人确立典章制度、治理国家合宜而不迷惑的原因。

博学多才的人广泛采纳各种说法，常常把事情准备得很周全。但这些道理，在自己家里修行可以，用到国家和朝廷上就不行。这难道不是差得很远吗？

看了你的陈述，其实也还是没有真正弄明白“有”和“无”的道理。就算弄明白了，也还是说不可以掺杂进来治理国家，更何况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却要让它和现有的礼法并行呢？

何充等人第三次呈上奏章，坚持上奏说：“臣等虽然确实愚昧不明，不能通晓深远的旨意，但我们勤勤恳恳，日夜思考，遵循的是帝王的法度。我们哪里敢固执于片面的见解而扰乱根本的伦常呢？只是因为从汉朝、魏朝一直到晋朝，都没听说过有不同的意见，尊卑的法定制度，从来没有暂时缺失过。

现在沙门遵守戒律，是非常专一的。至于他们行的礼，也就只有一种罢了。说到他们遵守戒律的虔诚，连舍弃生命都不吝惜，哪里敢因为身体形骸的缘故而轻慢礼敬呢？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烧香祝愿，必定先为国家祈福，想要福泽丰裕完备的心情没有止境。他们尊奉皇上、崇尚顺从，是出于自然本性。他们的礼仪简略，大概是因为专心一意遵守佛法。所以前代的圣君治理天下，也就沿袭下来没有改变。

然而，天道像一张大网，虽然宽疏却不会漏失。臣等恳切地认为，不命令他们行跪拜礼，对于国家法度并没有损害。顺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施予恩惠，使得无论贤能还是愚笨的人都不敢不尽心。这样，在上，君王有天覆地载一样的恩施；在下，有专心修行、修养善行的人。我们谨慎地再次陈述我们愚昧浅陋的看法，希望得到您的审察。”

关于此事的争议于是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