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会语录的三个本子的比勘
我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廿九本(頁八七六)曾指出神會的「語錄」現已出現的有兩本，都是敦煌出來的：
我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第876页)曾经指出，神会的“语录”现在已经发现的有两本，都是从敦煌出土的：
- （甲）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Pelliot 3047，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一，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出版。原無題目，胡適擬題「神會語錄」。
- （乙）（A）日本石井光雄影印他購藏的敦煌寫本，昭和七年（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影印二百部。原無題目，卷前有題字一行云：「此文字欠頭。後有博覽道人尋本續之矣。」影印本題「燉煌出土神會錄」。附有「燉煌出土神會錄解說」一小冊，鈴木貞太郎撰。（B）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石井光雄本，昭和九年（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排印出版，題作「燉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
那个胡适校写本，以下省称胡本。那个石井光雄影印本，以下省称石井本。铃木公田校订本，以下省称铃木校石井本。
胡适校写本，后面简称胡本。石井光雄影印本，后面简称石井本。铃木公田校订本，后面简称铃木校石井本。
那两个本子都「欠头」，都没有题目，所以我和铃木先生都只题作「神会语录」。去年（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四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入矢义高先生写信给我，报告他在前两年（一九五七）发见了这个神会语录第三本，并且发见了神会语录原题作「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原编集的人是刘澄。
那两个本子都“缺了开头”，都没有题目，所以我和铃木先生都只题作“神会语录”。去年（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四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入矢义高先生写信给我，告诉我他在前两年发现了这个神会语录的第三个本子，并且发现神会语录原本的题目是“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原本的编集人是刘澄。
入矢义高先生的原信，我摘钞一段：
入矢義高先生的来信，我摘抄一段：
近日读到先生发表在集刊廿九本的大作「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两种」，校定精审，整理醒目，真是不胜佩服。敝研究所在一九五六年由大英博物馆购到该馆所藏敦煌写本的全部 Microfilm。我们就组织了共同调查的一个研究班，一直到现在，将那全部写本翻覆审核，前后已有三次了。一九五七年，我检到 S. 6557 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也是一部神会语录。遽取石井本比对一过，知其内容和文章颇近石井本，惜尾部断残，只有石井本的三分之一。
最近读到先生发表在集刊第二十九本上的文章《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两种》，校订得非常精细，整理得也很清晰，实在让人非常佩服。我们研究所在1956年从大英博物馆买到了他们收藏的全部敦煌写本的微缩胶卷。之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共同调查的研究小组，一直到现在，已经把那批写本反复审阅核对过三次了。1957年，我在查阅S.6557号写本时，就发现这也是一部神会禅师的语录。我马上拿石井先生的校订本对照了一遍，发现它的内容和文章风格都很接近石井本，可惜末尾残缺了，只有石井本的三分之一那么长。
不过，最宝贵的是载在卷首的编者刘澄的一篇序。据这篇序，我们知道这一部语录的原名是「问答杂征义」。今按日本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有「南阳和尚问答杂义一卷，刘澄集」的记录，与此序合。今迻录此序，用供先生的参考。……
不过，最宝贵的是卷首收录的编者刘澄写的一篇序。根据这篇序，我们知道这部语录原来的名字叫《问答杂征义》。现在查考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里面有“南阳和尚问答杂义一卷，刘澄集”的记录，和这篇序文对得上。现在把这篇序文抄录下来，供先生参考。……
那时我因外科手术住在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医院里。我收到了入矢先生的信，十分高兴，就回了一封信，说：
当时我因为做外科手术，住在台大医学院的医院里。我收到了入矢先生的来信，非常高兴，就回了一封信说：
……S. 6557 卷子的发现，不但给神会语录添了一个可以资校勘的第三本，并且确定了这部语录的编辑人与原来的标题。这是一举而三得的贡献。我们研究神会的人，对先生都应该表示敬佩与感谢。
……S. 6557 卷子的发现，不仅为神会语录增添了一个可以用来校勘的第三版本，而且确定了这部语录的编辑人和原来的标题。这是一举三得的贡献。我们研究神会的人，对先生都应该表示敬佩和感谢。
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写本的全部 Microtilm，前承贵研究所的厚意，敝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购得了全部副本。我出医院后，当即检查 S. 6557 一校。……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手稿的全部缩微胶片，承蒙贵研究所的好意，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购买了全部副本。我出院后，立刻检查了编号为 S.6557 的文献，并校对了一遍。……
S. 6557 即是原編的 Stein 6557 號。Sir Aurel Stein（斯坦因，一八六二～一九四三）一九〇七年在敦煌千佛洞取去中古寫本大小八千多件(其中有二十件是最古的雕刻印本)，全存貯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這些文件都用 Stein 編號，正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文件都用Pelliot（伯希和）編號。大英博物館的翟理斯先生(Dr. LionelGiles)費了二十多年的精力，才把這大大小小八千多件敦煌文卷整理完畢，編了一部「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出來的中國寫本分類記注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一九五七年出版。這本目錄分五大類：第一，佛教典籍；第二，道教典籍；第三，摩尼教典籍；第四，俗家文件；第五，雕印文件。第一類最多，共編六千七百九十四號，故又分十四子目，其中第一子目為大藏經(翟氏用南條文雄的英文譯本「明藏」目錄作根據)所收的經典，已佔四千多號了。因為這部目錄偏重於大藏裏的經典，用經，律，論三大部的次序，故原編的 stein 號碼須全部重編過了。S. 6557 在目錄裏就改編作 6065 了。翟理斯先生雖然得到了我的「神會和尚遺集」和石井影印的「燉煌出土神會錄」(兩書均列在目錄尾頁的參考書目裏)，但他並沒有認出這個殘卷子是神會的語錄。故 6065 號（S. 6557）的記錄只說：「佛家教義的問答。不完。好寫本。」
S.6557就是原来编号的Stein 6557号。奥雷尔·斯坦因爵士（1862–1943）在1907年从敦煌千佛洞拿走了八千多件中古时期的手抄本(其中有二十件是最古老的雕刻印刷本)，全部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些文件都用斯坦因的编号，就像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件都用伯希和的编号一样。大英博物馆的翟理斯先生(莱昂内尔·翟理斯博士)花了二十多年的精力，才把这大大小小八千多件敦煌文卷整理完毕，编了一部《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出土中国写本分类记注目录》(英文书名是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在1957年出版。这本目录分成五大类：第一，佛教典籍；第二，道教典籍；第三，摩尼教典籍；第四，世俗文件；第五，雕版印刷文件。第一类最多，一共编了六千七百九十四号，所以又分了十四个小类，其中第一小类是大藏经(翟理斯用南条文雄的英文译本《明藏》目录作根据)所收的经典，已经占了四千多号了。因为这部目录偏重大藏经里的经典，按照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次序编排，所以原来的斯坦因编号必须全部重新编过。S.6557在目录里就被改编成6065号了。翟理斯先生虽然拿到了我的《神会和尚遗集》和石井影印的《敦煌出土神会录》(这两本书都列在目录尾页的参考书目里)，但他并没有认出这个残卷是神会的语录。所以6065号的记录只说：“佛家教义的问答。不完整。写本很好。”
我很佩服京都大学的学人的「共同调查的研究班」的合作精神。他们肯费大工夫，「将全部写本翻覆审核，前后已有三次」，所以入矢义高先生能在三年前（一九五七）发见这个第三本神会语录。这种有组织的，同力合作的研究方法最值得我们中国学人效法。
去年四月底我出医院后，就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出 S. 6557 影印本和入矢先生在几次通信里提到的有关神会的其他各卷子的影印本，作一番初步的校勘。七月初，我出国了，没有能够写定这个「不欠头」的第三本神会语录。
在今年二月裏，我用胡本和石井本比勘這個 S. 6557 卷子，又參校了我從前校寫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胡適「神會和尚遺集」一五九～一六七頁；又一七五～一八六頁；又史語所集刊廿九本，八三八～八五七頁：以下省稱「定是非論」)，才知道這個倫敦卷子，除了首十六行又五個字之外，完全與石井本相同；而與胡本也有大部分相同，包括石井所無的第一章的前一段。其中胡本所無的小部分(第九章與第十四章)都見於「定是非論」。
这样校勘之后，我决定把这个伦敦 S. 6557 卷子校写作「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分写作十四章，连卷首残存的刘澄序，共成十五大段。
胡適本的目錄是分章的，共分五十章。其中第六至第四十九章，大致等於石井本的第一至第四十四章。第四十多章，兩本有小出入(如石井本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三十四章，第四十章，胡本皆無)，故只能說大致相等。胡本前面有五章，包括「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後面有康圓智問的很長一章，是石井本所無。康圓智問章之末，有一行云：
「因汝所问，一切修道者同悟」。
這顯然是全部語錄的結尾了。胡本的底本（巴黎 P.3047）在這下面緊接「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並序，獨孤沛撰」，可見胡本語錄雖然「欠頭」，並不缺尾，原是到康圓智問一章(頁一四八～一五二)就結束了。這是神會語錄第一本的原本形態。
石井本虽说是「欠头」，但这个写本是一个完整的长卷，总共五百零七行，首尾都有空白的纸，是一个首尾完整无缺的精美唐写本。此本后幅有题记两行，墨色很淡，是秃笔写的：
「唐貞元八年歲在未(貞元七年辛未，七九一；八年壬申，歲不在未)，沙門寶珍共判官趙秀琳(秀字，鈴木校寫作看字)於北庭奉張大夫處分，命勘訖。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
石井本鈔寫在貞元七八年（七九一～七九二）校勘之前，其時去神會之死(寶應元年，七六二)不過三十年，他的語錄已傳到天山之北的北庭都護府(在今新疆孚遠縣)了；此本到如今已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了，還保存原來首尾完整的狀態。前面空幅有題記一行：
「此文字欠头。后有博览道人，寻本续之矣」。
所謂「欠頭」，只是說「此文字」沒有標題，可能前面還有缺失的部分。但我們現在看見倫敦的第三本，可以知道石井本的第一章正是倫敦本的第一章，差不多緊接在劉澄的序文之後。這就可見這個石井本原來並不「欠頭」，可能只是原來有意刪去了劉澄的原序，又有意刪去了劉澄原擬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標題，所以就好像「欠頭」了。這是神會語錄第二本(即石井本)的原來形態。
為什麼這本子刪去了劉澄的原序呢？因為這本子後面(鈴木校石井本的第四十九章以下)有了新加的「六代大德是誰，並敘傳授所由」的兩千五百多字，又有了新加的「大乘頓教頌並序」，——這篇「大乘頓教序」是一篇「我荷澤和上」的小傳，裏面已說他「付心契於一人，傳法燈於六祖；……慈悲心廣，汲引情深；……明示醉人之珠，頓開貧女之藏；墮疑網者，斷之以慧劍；溺迷津者，濟之以智舟：……於是省閣簪裾，里閈耆耋，得無所得，聞所未聞；疑達摩之再生，謂優曇之一現！……」，有了這樣一篇新傳序，所以用不着保存劉澄那篇笨拙的舊序了。
為什麼要刪去「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舊題呢？天寶四年（七四五）以後，神會奉召到東京荷澤寺(荷字讀去聲，是負荷的荷。長安的荷恩寺，洛陽的荷澤寺，是同時立的)，「南陽和尚」已成了「荷澤和尚」了。「問答雜徵義」的標題也不是一個很醒目的題名，故也有改題的必要。日本入唐求法的圓仁的開成三年（八三八）目錄裏，還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原名。稍後入唐的圓珍的大中八年（八五四）十一年（八五七）目錄及大中十二年（八五八）的總目錄裏，就都改題作「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了。圓珍此三錄裏又都記有「荷澤和尚禪要一卷」。我相信「荷澤和尚禪要」可能就是這部神會語錄新改的標題，其內容可能是和這個石井本完全一樣的。我這個假設，將來也許有得到證實或否證的一天。
我现在可以依据这三个神会语录的写本的内容同异，假定这三本结集的先后次序大致如下：
- （A）最早結集本〇原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有前唐山主簿劉澄序。其前面的十五段大概近於倫敦藏的寫本。其後半部直到結尾可能大概近於胡適本的後半部。這個本子的結集是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神會在滑臺大雲寺「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之後，故此本裏採取了「南宗定是非論」的一小部份材料。
- （B）神會晚年的修訂本〇這個本子大致近于胡適本，其標題可能已改為「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了。胡本前面新加的材料之中，有「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是一件重要的文字，此書稱「荷澤和尚」，故知修訂已在神會晚年。此本最末是康圓智問的一章，用「因汝所問，一切修道者同悟」一句作結尾，顯然沒有殘缺。其下緊接「定是非論」的首幅，更可知語錄雖有增修，還沒有加上「六代大德」的略傳，也還沒有換上那位不知名作者的「大乘頓教頌並序」。因為後幅沒有這篇「頌並序」，故我推想此本前面可能還保存了劉澄的原序。此本前面有新加的材料，但中間也有刪去的材料，如倫敦本與石井同有的第九與第十四章都被刪去了。胡本殘存的第一章，顯然也是從「定是非論」鈔來的，那可能又是修訂之後增添的了。據「定是非論」的獨孤沛序，「定是非論」有開元十八、十九、二十年幾種「不定」的本子，「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語錄的修訂本好像是要把這三部書分的清楚，使他們不互相重複。
- （C）神會死後的增訂本〇這個本子的全部大概近于石井本的全部：前面沒有劉澄序，而後面有「六代大德」的略傳，又有「大乘頓教頌並序」。中間也有增入的材料，如石井本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四十五章，四十六章，都是胡本沒有的。又第四十七章，四十八章，是從「定是非論」鈔出的。第四十九章以下敘「六代大德」的兩千五六百字，可能是從神會的「師資血脈傳」鈔來的。「師資血脈傳」原是單行的，這個增訂本好像把他鈔作語錄的一部分了。胡本把「定是非論」的幾章剔出來，而此本把那幾章併進去，這是一不同。胡本顯然沒有採用「師資血脈傳」，而此本充分收入「六代大德」的師資傳授，這是二不同。胡本沒有後序，而此本最後有「大乘頓教頌序」，其實是駢文的神會小傳，這是三不同。細看此傳中說神會「在幼稚科，遊方訪道，所遇諸山大德，問以湼槃本寂之義，皆久而不對，心甚異之；詣嶺南，復遇漕溪尊者，作禮未訖，已悟師言。……」這就接近後來傳說「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能大師」的話了。神會請王維作能大師碑文，其中明說「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宋高僧傳的神會傳也說他「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於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群經，易如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這都不是一個「在幼稚科」的童子的行徑。所以我說這個增訂本的語錄是神會死後有人增訂的。石井本首尾都有空白，但首尾都無標題。可能是這個增訂本的底本還沒有決定新題名的時候，就傳鈔流行了。也可能這就是日本圓珍和尚目錄裏題作「荷澤和尚禪要一卷」的。
这是我假定的这三个本子编集的先后次序。我们最后校写的伦敦本可能是最早结集本。巴黎的本子，即胡本，可能是单独自成一个系统的神会晚年修订本。石井藏的敦煌卷子可能是神会死后的增订本，前面四十六章可能是用那流传最广的早年结集本作底本的，其后面「六代大德」以下显然是后加的。
神會和尚姓高，是襄州襄陽人。他是讀了五經和老子莊子之後才出家的。他最初在襄陽國昌寺出家。開元八年（七二〇），他奉敕配住南陽龍興寺。那時韶州的慧能和尚剛死了七年。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他到韶州參謁能大師，慧能已老了，他自己也過了四十歲。慧能死在先天二年(七一三；十二月改開元元年)，神會已是四十四歲了。這個中年和尚大概受了慧能的簡單教義的感動，故他北歸後就出力宣揚他所謂「菩提達摩南宗」的教義。
南陽與襄陽相去不遠，都屬于山南東道。神會住南陽大概很長久；他在南陽時期，名譽傳播很遠，人稱他做「南陽和尚」。劉澄編集的這部語錄就題作「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另有幾件敦煌寫本題作「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史語所集刊二十九本，八二七～八三六)
在语录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会在南阳的活动。宗密说神会「因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王琚问三车，大概在他任邓州刺史时。邓州即汉南阳郡，天宝元年改邓州为南阳郡。语录里又有南阳太守王弼问话，又有内乡县令张万顷问话，内乡是邓州属县。语录又有「于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神会〕和上及同寺慧澄禅师语经数日。」神会在南阳有长期的活动，是无可疑的。
神會配住南陽是在開元八年（七二〇）；他被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荷澤寺，是在天寶四年（七四五）。在這二十五年之間，他曾向北遷移。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十五日，他在河南道滑州滑臺的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宣傳「菩提達摩南宗」的教義，「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定其宗旨」。他又曾住過河北道邢州鉅鹿郡的開元寺；因為歐陽修趙明誠都著錄邢州有神會在天寶七載二月立的宋鼎撰，史惟則八分書的唐曹溪能大師碑。然而沒有人叫他做「滑臺和尚」或「邢州和尚」。人們還繼續叫他「南陽和尚」。直到天寶四年（七四五）他到東京荷澤寺之後，人們才漸漸改稱他「荷澤和上」，——那時候，他已是七十六歲了。他在荷澤寺不過八年（七四五～七五三），就被人劾奏「聚眾，疑萌不利」，就被貶謫到饒州戈陽了。他在貶謫中的第三年(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祿山造反了，次年洛陽長安都失陷了，兩京的「寺宇宮觀，鞠為灰燼」了。
在一千二百年之后，神会当年的演说，答问，谈话，一件一件的从沙州敦煌的石洞里出来，其中还有几件保存着「南阳和尚」的主名。
这个「南阳和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三十年前，我曾这样介绍他：「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三十年后，我认识神会比较更清楚了，我还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中国佛教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禅的毁灭者，中国禅的建立者，袈裟传法的伪史的制造者，西天二十八祖伪史的最早制造者，六祖坛经的最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历史来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这是我们的神会」。
我很热诚的把这个「南阳和尚」的一点遗着整理好了，很高兴的奉献给我的老朋友南阳董作宾先生，祝他的六十五岁生日，祝他至少活到同这个「南阳和尚」一样的九十三岁！
民国四十九年三月十日夜，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