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灯全书目录

世间和出世间的道理，源头很多，关键在于抓住纲领，善于取舍。抓纲领的重点，应该相信根本的法则，不要拿末流的说法当证据；应该相信佛陀的教导，不要拿世俗的议论当证据。这样，天下最正确、最根本的道理才能清楚显现。知道这道理，就像拨开迷雾、振落枯叶一样，走在正道上不会违背，普遍照耀没有偏颇，从古到今，都展现出真实的本质。这就是所谓的一大因缘。如来因为这一大因缘，出现在世间。他把正法的精要，作为整个佛教的根本宗旨；把秘密的传授，作为整个佛教的传承源头。一代代相传，像五盏灯薪火相接，是有缘由的。读这些书，考察这些事，有时展现圆融的机锋，像水波在池中交织；有时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像雷霆在深谷奔鸣。沉醉其中的人，觉得它比醍醐还甘美；误解触犯的人，觉得它比毒药还猛烈。自从书籍记载互相矛盾，内容模糊不清，就让人怀疑而不相信，各种错误杂乱出现，分不清鱼目和珍珠。这难道是传授的人有缺失吗？还是记载的人有过错呢？距离圣人时代遥远，师承各有所偏。如果不具备超越方所的眼光，运用大公无私的心，来贯通各家，广泛延续传承并建立纲领，努力搜求辨别、严格取舍，那怎么不会让日月星辰暗淡，让大海枯竭呢？释迦牟尼佛在经教之外，以无尽的禅定境界，传授给大迦叶。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尊者。根据《唐书》记载，后魏末年，有位僧人达摩，本是天竺国王的儿子，为护国而出家。他进入南海，得到了禅宗的妙法。这是从释迦牟尼佛相传的衣钵，代代授受。他进入梁朝，隐居在嵩山少林寺，将他的法门传给慧可，慧可传给僧璨，僧璨传给道信，道信传给弘忍，弘忍传给慧能。慧能在中国，是达摩的第六代，所以世人称他为六祖。这些文字记载都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又想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可以用语言启发，但不能单靠语言达到。所以，最后特别慎重地有拈花付嘱的举动，用来表明正法不同于谄媚曲解。明教嵩禅师说过：正法，是佛教的根本来源，是众多经典所要阐明的。得到这个根本的人，即使说千言万语，他所说的也不会杂乱；得不到这个根本的人，即使闭口不言地守着，他所守的也未必不迷惑。善于解说佛法要旨，大概没有超过明教禅师的了。如今世间的法道趋向低下，邪师辈出，沉溺于权势利益，热衷于争斗争吵。那些阿谀奉承、怪异诡诈的人，互相把佛法当儿戏。而语言文字这一途径，过去用来弘扬宗派要旨，现在却用来侵蚀狮子的身躯。肩负着传承智慧法脉责任的人，仰屋叹息、扼腕痛心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工夫去发挥揣摩，以彰明历代祖师的规范呢？我的深雪霽兄为此痛心发愤，于是竭尽思虑，经营著述，耗费了三十年的苦心，全书才脱稿。承蒙圣天子多次嘉奖鼓励，刊刻出版的日子不远了。于是祖师之道重新光大，五灯再次灿烂。(揆)凭着愚钝浅陋的见识，也能拿起笔，辅助完成这项功业，更私下里欢欣鼓舞、赞叹称美，附和在孔门弟子子游、子夏的行列。道是天下的根本，书是天下道理的痕迹，事是天下现象的差异，理是天下本质的相同。通过痕迹来显明根本，分析相同来融合差异，那么上下古今的道理就没有遗漏了。这不正是抓住纲领、善于取舍、取信求证的明证吗？紫阳先生评论达摩，认为他能彻底打破旧框框，倡导禅宗，比起义理之学更为高妙。本来就知道这特别传授的宗旨，一直存在于世间，要唤起僧俗大众的深信和讨论，完全要依靠文字，作为证据。宋朝末年五部灯录一起流传，大川济公将它们汇集刊刻。到现在又过了五百多年。继承法脉的人，算起来有数千，断断续续。霽兄将它们整理并彰显出来，振兴将灭的，延续将绝的，心胸像太虚一样宽广。哪里像白岩那样党同伐异，任凭个人好恶来决定记载或删除呢？叙述而不创作，私下里自比于老子和彭祖。了解我或怪罪我，即使是孔子，也在所难免。霽兄最初在永嘉的云外峰结茅修行，经历了八个寒暑，刀耕火种，谢绝人事交往。全书就在这峰下开始撰写。道老人曾来信，非常担心他不能完成。而现在书竟然完成了。可以告慰在寂光中的老人了。(揆)过去承蒙老人极其殷切的推重关爱，所以附带在序文末尾提及，以见著述完成之难。而霽兄敬承师训，辅助教化，护持经典，他的存心广大，他的见识远大。虽然他学习的趋向，或许与儒家有所不同，但他建立五灯传承的事业，就和《易经》、《礼经》、《诗经》、《尚书》、《春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就是这样啊。

康熙壬申年冬天，北京玉泉山静明园古华严寺的僧人超揆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