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讲师的座下学习禅法，但没能得到他的亲自指点。等到我结束参学回到福建，在山中没什么事做，就取来大藏经通读了一遍。读到《楞严经》时，我自认为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因此写了《翼解》两卷，稍微表达一下我粗浅的见解，用来补充各家注疏没有说到的地方。那是天启甲子年的事。

到了崇祯丙子年，我在泉州开元寺开坛讲法。正好二云曾公到泉南地区担任官职。曾公处理政务之余，常常乘车前来，和我商讨佛法大事。偶尔谈到《楞严经》，他觉得苦于各家注疏繁多杂乱，就嘱咐我写一个简明扼要的解说。我认为修习禅法的人大多喜欢看简明的要旨，但如果对经文曲折深奥的地方没有弄明白，终究不能彻底扫除疑惑。如果因为自己还有疑问，就急着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那错误可就大了。于是我就扩充《翼解》，写了一部简略的注疏，中间也广泛采纳各家的说法，融合成一家之言。主要的意旨固然要尽力阐明，但那些曲折深奥的地方也一定要让人明白。务必让读者一看就心里清楚明白，豁然开朗，不会被经文本身所蒙蔽，也不会被各家繁杂的注疏搞乱思路。

至于是属于天台宗的见解，还是贤首宗的见解？我根本没空去追随他们的脚步。

这部注疏的前三卷是在开元寺的闷热夏天完成的。中秋时节我回到福州鼓山，接着又完成了三卷。第二年春天，我有事去浙西，当地的诸位乡绅挽留我住在苕溪的真寂寺，后面的四卷才得以完成。

戊寅年元宵节后，携李的曹愚公侍御来拜访我，他稍微看了一下这部书，就非常赞叹欣赏，于是命人刻版印刷。刻版工作完成后，我在这里恭敬地记下完成的年月，因为这一时因缘际会的成果，是不应该忘记的。

崇祯戊寅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真寂寺僧人元贤在继灯堂写下这篇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