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
明道先生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佛老言甚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晦庵先生曰：「佛氏乘虚入中国，广大自胜之说、幻妄寂灭之论，自斋戒变为义学，然只是盗袭庄子之说。今《肇论》有四不迁之说，乃动中有静，即东坡『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之意。此斋戒之学一变，遂说出这一般道理，及达磨入来，又翻了许多窠臼，说出禅又高妙于义学，以为可以直超径悟。其言祸福报应，足以钳制愚俗，为资足衣食之计，遂使有国有家者，割田以赡之、择地以居之，以相从陷于无父无君之域而不自觉。盖释道之教，皆一再传而侵其本，真有国家者，虽隆重儒学，而选举之制、学校之法、施设举措之方，既不出于言语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玅无越于释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大法，一切不复有行之者。」
论曰：三教圣人，其言虽不同，然皆足以开人心之天理，救世俗之浇漓，成帝王之治功也。昔孔子礼述尧舜之道，故能究心学之源、推性德之用，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以垂后世，曾子着《大学》，子思作《中庸》，而其言详矣。自汉以来，法而宗之，虽未能尽行其说，而所以致治效也亦不少矣。汉明帝崇儒敬老，风俗为之一变，当时名节相尚，非后代所及。唐太宗用河汾之学而致太平，继以狄仁杰、姚崇、宋璟、张九龄、李泌、陆贽、裴度，皆用儒术称为名相。宋初四朝专用儒者而天下治，虽未有三代之盛，而其效亦可见矣。其弊也，汉末诸儒嫉恶太甚，而有党锢之祸；唐末诸儒结交权势，而有朋党之灾；宋元丰诸儒作为生事，乃成新法之患，亦莫不因之以亡国。然后世史臣论之，不过成是败非而已，孰能究其源哉？使王介甫不为元丰之政，则学者尊之必不在周程之下矣。若揣其源，实心学不明之罪也。心学不明，以有为为尽性，不能养中以诚明之道；当时大儒不能斥其学术之差，但以执拗目之。执拗者，谓之我相。故有为之心，莫不自我相起。至今儒者虽学程朱之道，我相甚焉，以周遍计度之私，临事物纷动之际，坚存己见，莫肯信人，各以分别之心，横起是非之论，上不惧神明之照察、下不畏民物之相违，著书则妄解圣经，处事则失机背理，良由不知尧舜之道，精一执中，正己而百姓自化；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自平。又不知古者帝王皆禀天为教，国有政令先告于天，故有肆类上帝之文、三代之书动辄称天，则王者事天，此臣事君不敢专也。先儒释天曰理，释鬼神曰气，则是无所主者矣。虽释帝曰主宰，又不言实有神圣之灵，则祭天即是祭理，飨鬼神即是飨气，如此见解岂能真起至敬耶？又议佛氏不应以祸福戒人，则小人为非，谓无祸福可降，无所不至，是教之为乱也。又议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何不公之甚耶！杨墨学术虽偏，尚不失为善人。申韩之术刻湥残忍，商鞅、李斯行之，坏先王之法制，焚先圣之诗书，反乎周孔之教，莫斯为甚，至今猾吏效之，流毒未已，未闻杨墨如是之甚也。又以佛老言近理而害尤甚，则悖理者其害小，近理者其害大，更不知何说也？往往儒术乃以申韩辅之，亦不自觉其非矣，良由心觉不明故。名世之士，文章记诵而已，淳谨者执古非今，昧适时通变之道；狂肆者有为任术，或生事为乱之阶，所以不能述天理顺人心，为治世教民之本，使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不行矣若此。其弊也，岂佛老之说能害之哉？昔老子述上古为治之道，列子称黄帝之政，由是世尊黄老者，其道尚清净无为，以慈俭不争为行，宽廉不扰为治，故为华胥国之说。佛经言上古之时，三界相通，天人相接，故治人与治天之道相若，则老子所述乃治天之教也，是以兼有养生之言。使有国者依而行之，足以反古还淳，渐革华伪者也。且伯阳仕周，而仲尼在鲁，则声闻相接亦已久矣，至于问礼又亲炙焉，伯阳著书虽为关尹而发，而其放言岂专为尹喜者哉？使其非理，则夫子退而赞之，必不若是其重矣。历子思、孟子，又未尝非之，由是有专门之学，曰道家者流，至汉有盖公、河上公表章其说，曹参用之，齐国大治，起为汉相，汉民安之。文帝、景帝躬行其意，而天下大安矣，但未有深造之者。昔尽其道，其治效岂若是而已哉？唐韩昌黎不解其旨，始非毁其说，宋儒又甚焉，盖不知孔子、子思之所存，则其理也深，非浅识之所知矣。其弊也，或为长生诡异之说，或行符药咒禳之方，故汉武帝遭方士之诬，唐宪宗中金丹之毒，宋道君有失国之忧，此非老氏之过，乃怪诞之士托其名耳。至若三武灭僧、听其邪说，此等未尝知黄老之学，但习妖异之术而已，故不旋踵而败，佛道由是愈盛。此其流之为弊也，又何待儒者之议佛氏之辩哉？释迦出现西干，举古佛度人之教，与无量劫诸佛同因，及无量刹诸佛同说，兼世出世间之法，穷心性之源者也，故能遍法界而咸被、亘古今而常存。佛未灭时，五印度国无量亿众，咸得三乘圣果，至今未绝，东流此土又化无数亿人，上士闻之，则明心见性、入圣超凡，下士闻之则亦识果知因、改过迁善，辅翊王政使不烦刑罚而治矣。故世之名儒英才间气，无不尊奉道门高士，亦或兼通。至唐而禅学大行，教理亦着，宗通讲贯心要粲然，不亦盛乎。其弊也，或偏行枯寂之宗，或作有为之福，则有独善而不能及人，乃至贪着而为供养，若左溪有居山之癖，梁武有舍身之愚。观达磨圣谛之言、永嘉劝友之书，有以规之深矣。然法流已久，其弊必臻，世道污隆此亦常理，自五代至宋而禅分五灯，各立宗旨，解悟异途，心学微矣。而诸方大匠力拯颓风，杰出丛林人亦不少，至四灯与宋运俱终，独临济一宗尚流今日，然自中峰撤席，未知道隐何方，尚赖教有明文与心为证，慧命未绝有若悬丝，作者弗起，予将何述？其衰也，亦非儒者毁之也。呜呼三教之弊由人致之，三教之兴由人作之，不有明哲，何以继其绪余？且世人之习性不同、好尚不一，故教分三等，各有专门，使并行于世而不相悖，则人不归儒，必归于老；不归于老，必归于佛，各随机以率之，则世无不化之民，而为恶者鲜矣。为恶者少，为善者多，则天下大治，心学于是乎明矣。奈何自相排斥，必欲独立而全化，岂有是理哉？且教门如网，漉众生鱼，虽于一目而得鱼，必以万目而成网，固不可以一门而为教也。盖万法惟本一心，推原此心，三教一理而已，曷相妨碍哉？必欲毁二教而独行，正所以自灭也。幸隐君子知时而兴，作而起之，必有盛于古矣。盖三教之书备，而是非可辩，大言者无验，则狂肆之诤息，诤息理明，故学者不尚言而敦乎行矣。三教圣人在天之灵，岂不为之裕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