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之考证
吾人整理所闻言义，就依法不依人言，本不须为历史之考证。然为以法定人起见，既不能不考寻某法是否为某人之所说，某人之所说是否为某法，则不能不为历史之考证。故当依记载之闻量，验以现存发见古器制之现量，参以人种民族语言文字，及时代国土社会环境种种关系之比量，然后观察其分位上应否能有此人，此人应否能有此言，此言之思想上来源何在，此言在当世及其后曾发生何种影响与功罪。更加古记载之详稽博证，某种语言文字上，此言之所诠应为何义，某种风俗习尚上，此人之所言乃为何事。于是茫昧而不明了之传说，乃略有眉目，可为论其世，察其言，而知其为人之基本。虽然，有因于自然界之环境关系者，如以气候、地带、物产而演成一区之民俗，各营其特共之生活；有因于人群制之环境关系者，如以种族、阶级、信仰而演成一区之民习，各循其特共之轨辙；有因于时势之转机关系者，如以贫富、强弱、安患而改换勤惰忧乐之民情；有因于天才之非常关系者，如以圣哲英豪而变化仁暴、智愚、勇怯之民性。中人以下之言行，大抵以前三因而发生为历史退滞之迹象；中人以上之言行，大抵以后一因而发生为历史进展之迹象。故观历史之进展，必以后一关系为主因，而前三因则仅为其助缘。夫同一孔仲尼时代之中国，为孔仲尼者仅孔仲尼之一人；同一释迦牟尼时代之印度，为释迦牟尼者仅为释迦牟尼之一人；同一亚里斯陀德时代，为亚里斯陀德者仅亚里斯陀德之一人。有孔子而有儒家之文化，有释迦牟尼而有佛教之文化，有亚里斯陀德而有西洋哲学科学之文化。可知非常天才之关系，为文化进展之主因也。唯前三因，亦未尝非辅成其人言行之助缘耳。如处于温暖之地带，居于有凭借之阶级，适变于当时之机势，皆有关系。然若略去其非常天才之主因，必不能为充分之说明也。古人之好为历史人物夸张者，固多迷谬，而近人之治史学者，但索某人某文化之因于前三者之助缘，昧其主因，亦成偏缺。由是今人之愚者，每不能逾于古之中人，而古之圣哲，亦不妨度越于今之智者也，以其为非常天才故。然解释此非常天才之何以有，或原本宗族之遗传，或推由教育之修习，或归为环境之关系，而此亦为其助缘耳。然直抉其主因，既无上神真宰之特降，亦非无端突然而忽至，盖由「无始恒转之一切种识」，积久修因之所致，于此遂至历史学之问题深处。若能以其果之闳伟，察其因之深广，亦非甚难知者。后当广论，今姑止此。由此小乘大乘之俱源于释迦所说，可无疑也。结集之历次增减，宜传──译释阐发等──之递时盛衰，复有前说四因之迭相更替而推演，或为退滞，或成进展，为历史之考证者，勿执一曲以概其大全，详细观察，审求其故，庶能得其真相。为佛陀学之历史考证应如此，为余学之历史考证亦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