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溪大师为三部经典作注，均以阐明核心要义为主，其中对《辅行传弘决》的解说尤为详尽。然而湛然大师著书之时多，讲经之日少，故在分科判教的结构上，未能达到严密连贯的妙处。后人误称荆溪三注必须严格遵循，将诵念注文当作讲经，把科判格式奉为家法，甚至错将科文当注疏，强引注文充科判，牵强附会以致讹误丛生，反令祖师本意晦暗不明。

昔日天溪老人讲经时，专提天台教观精义，依科判讲授，使经文宗旨如旭日东升般明朗。彼时我虽有笔录，却未敢擅自成书，只盼天溪老人能审定科判颁布。岂料老人猝然离世，所有讲稿片纸不留。哲人既逝，恐此正法将湮，故我在讲经之余，汇集先师遗训，参以己见，调整增删，编成《止观科》上下卷，馈赠后学，或可略有裨益。此书名为"贯义"，正是要使止观教理前后贯通显明，不致被注疏家的繁琐阐释所遮蔽。

或问：如此说来，这科判是要做智者的功臣吗？答：若我讲经时，亦当直显佛经本义示人，断不会亦步亦趋追随智者注疏——前面罗列冗长科判，后面絮叨琐碎注文。弘通佛经者，岂敢自居佛祖功臣？但求不做将佛祖宗旨埋没于后人脚底的罪人罢了。

壬戌年秋日，天台教观第五世传人比丘灵耀在楞严讲寺大树方丈中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