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傳

佛门典籍中专门记载官员和在家信徒的著作有很多。如祐法师的《宏明集》、宣律师的《广宏明集》、心泰的《佛法金汤》、姚孟长的《金汤征文录》、夏树芳的《法喜志》。而以僧人为主兼收护法居士的，则有志磐的《佛祖统记》、念常的《佛祖通载》，以及《传灯录》《续传灯录》《五灯会元》《东林传》《往生传》等书。这些典籍记载的事迹言论详略不一，有的过于繁琐，有的过于简略。

到了宋代，朱时恩居士的《分灯录》、郭凝之的《先觉宗乘》、李士材居士的《禅灯录》，都依据《五灯》而作，但只弘扬禅宗，对其他修行法门记载不够完备。

本书从上述典籍中选取了约五成内容，另参考史传、各家文集、佛经序跋、百家杂说等资料，取材比原书多出一倍。将这些材料整理编排，编成五十余篇传记。详细记述各位祖师的入道因缘和修行历程，使有志修行者能根据自己的根性，或参禅、或研教、或修净土，都能找到相应的修行榜样。

唐代以前的典籍不多，容易查阅；宋代以后的文献浩如烟海，难以全面搜集。恳请博学之士惠赐珍藏资料，以补本书不足。

护法的文字，必须从般若智慧的光明海洋中自然流露，才算珍贵。这部书所收录的，若非真正关乎佛法慧命的，一概不予列入。如王简栖的《头陀寺碑》，王子安的《释迦成道记》，文辞固然华美，但形式胜过内容，于佛法有何裨益？柳宗元所作的沙门碑铭，虽为苏轼所推崇，但像《曹溪碑》那样调和儒佛之说，与《六祖坛经》的宗旨全然无关。何况王维、刘禹锡的文章，又更逊一筹。元明时期士大夫的文字，大多出入儒佛之间，也必须其言行与见解相符，才值得采录。否则只成戏论，何足称道。

佛门中虚浮之人甚多。如夏竦、吕惠卿、章惇之辈，本就不值一提。即便如白居易、苏轼二公，在佛门中虽有专长，却与禅宗无甚关联。各类典籍记载的机缘对话，皆无可取之处。又如韩愈、李翱、周敦颐、欧阳修诸位先生，毕生志向全在维护儒学。偶有机缘接触佛法，不过一时兴起，不足以为佛门增光。岂能牵强附会地将其列为宗门人物？如此反而错谬荒唐。这对佛教教理的损害不小。因此我在此书中甄选材料时颇存深意，不敢含糊迁就那些道听途说，以免诬枉古人，欺骗本心，背离正法。

庞居士之于禅宗，李长者之于教理，刘遗民之于净土，都是百世之师。这三位大德各自专精一门传承，堪称尊师。其他设立专传的人，大多超越同辈，难以匹敌。虽然不都以这三位为标准，但也相差不远了。

修证佛果的根基在于持守五戒。五戒本质上就是儒家五常。若不能践行五常，又怎能持守五戒？南北朝时期的臣子们不明白忠孝大义，却妄谈般若智慧，把佛法当作买卖。像魏收、范晔这样勉强附庸风雅，沈约、江总之流混杂于持戒者中，实是以自身行为谤佛，其罪过比崔浩、傅奕更为严重。清净的佛法大海不容死尸，削除其名籍正是理所当然。至于王维、柳宗元、郭祥正、张商英等人，虽曾迷失但最终回头，情有可原。以宽厚之心看待改过之人，这也符合《春秋》褒贬的深意。

自古以来谈论儒释道三教的人，没有比大珠慧海禅师说得更透彻的了。有人问三教异同，禅师答：大根器者运用时自然相同，小根器者执着时便生分别。三教都是从同一心性生起功用，只因众生根器见解不同才分为三。迷悟在于人，不在教法的异同。能通达这个道理的，大概只有宋朝李纲、明朝赵贞吉吧。南北朝时佛道相争，唐宋之际儒佛相辩，都是因为不明白真如本性中本无差别。只在枝叶上纠缠，怎有了结之时？至于周颙、明休烈、张天觉、李纯甫等人的议论，虽能调解纷争挫去锋芒，但细究起来仍多偏颇。好比狮子咬人直指要害，劣犬却只追逐土块。智者见标月之指便知归处，愚人却对手指与月亮双重迷惑。世间哪能人人都像大珠禅师那样畅谈三教真义呢？

传记中有些人物的具体事迹无法详细记述，如文富等诸位大人。若与佛法无关，便不记录其事迹。那些本已载入正史的事迹，这里就不再重复记载，因不符合本书体例。但也有不容省略事迹的人物，如宗泽、赵大洲、周景文、熊鱼山等诸位大人。他们济世利民的行为，正是其学佛精神的外现。所有治国安邦的举措与日常言行，皆与佛法真谛无违。难道不是这样吗？确实如此啊。

这部书开始编写于庚寅年夏天，完成于乙未年秋天。期间辨别内容优劣、讨论取舍时，吴县的汪大绅先生帮助最多。瑞金的罗台山每次路过苏州，我们都会一起探讨，修正内容偏差。最终书稿完成后，婺源的王顾庭先生通读全篇，心生欢喜，出资刊印。祈愿所有见闻者心生法喜，发菩提心，证得圆满佛果。如此，我这七年的编纂功夫便不算白费。愿如青莲华海般清净庄严的佛法光明无边无际，只要一念至诚，皆能共登觉悟彼岸，岂非人生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