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科分六学僧传

古代国家的重要典籍和文书，一定要收藏在玉府里，让子孙代代守护，不敢散失，用来留作将来的训诫。祖宗依靠这些典籍而荣耀。至于佛教的重要典籍，情况就不同了。

如来世尊，具备圆满的正知正见，宣说十二部经典来利益三界众生。其中的本生、本事这两部经典，确实是凭借宿命通和他心通的智慧，照见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数劫中，诸佛如何出现于世，转轮圣王如何治理教化，世界如何形成与毁灭，众生万物如何生灭变化，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过的。那些广大的颂文和长偈，由阿难尊者先记诵下来，迦叶尊者后来结集。那时候，可惜这些经典还没有流传到我们这片土地。历史文献有缺失，连孔子都曾为之感叹，更何况是见到圣谛第一义所在之处呢？

慧皎法师，生在会稽，在嘉祥寺出家修行。他天性纯粹，一向受到乡里的敬重。他学问渊博，为当时人所钦佩。他感慨古代圣贤的事迹难以追寻，悲悼后世贤哲的名声容易埋没，除了我们这些后人，还有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于是他便参照史书的体例来撰写传记，从汉明帝时期开始，到梁武帝时期为止。凡是那些有大福报因缘的僧人，乘着过去世的愿力，随顺机缘应化世间，被天子尊为老师，被诸侯以宾客之礼相待；或者怀揣香花西行求法，或者获得贝叶经卷东归；有的隐居简朴以保全节操，有的跌宕不羁以激扬风气。慧皎法师无不详细访查他们的生平出处，考证他们言行的实情。他的志向就是如此勤恳。

后来，澄照道宣律师，接着从梁朝写到唐朝；通惠赞宁律师，则从唐朝写到宋朝。他们设立十科，写成著作流传于世。然而这些著作的文辞，大体上还留有六朝和五代时期的余风，体式气格比较衰弱，几乎没有先秦、西汉文章的风骨。太史黄庭坚先生读了之后觉得浅陋，曾经想要删改修订，恰好没有时间去做，真是遗憾。

觉范德洪法师却只专注于润色梁朝的传记，以继承司马迁、班固的事业，最终对唐、宋两部传记没有做什么工作。唉，这格局就有些狭隘了。

因为佛法没有僧人的事业就不能推行，僧人的事业没有佛法就不能显明。一定要让佛法因此而得以推行，僧人的事业因此而得以显明，那就要靠这“六学”和“十二科”了。况且，“波罗蜜多”的意思就是“度”。“度”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学”是“度”的渐进过程。如果从“学”的角度来观察佛，就知道佛是穷尽了十二科而完成了六度。如果从“科”的角度来观察僧人，就知道僧人是遵循着十二科而修习六度。所以，不能以翻译经典、传承宗派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慧学”。不能以舍弃自身、利益众生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布施”。不能以弘扬佛法、护持教法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持戒”。不能以收摄妄念、坚定心志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忍辱”。不能以理解义理、感通妙境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精进”。不能以证悟真理、显现神通变化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禅定”。

这“六学”，实在是渡河的船筏啊。已经渡过河的人就舍弃它，还没渡过河的人就使用它。在佛那里叫做“度”，就是指已经渡过河了。在僧人这里叫做“学”，就是指还没有渡过河。只有佛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渡过了河，就忘了那些还没渡过的人。所以常常在华严法会、鹿野苑、方等会、般若会、法华会、涅槃会上，称扬赞叹这六学的功德，准备好船桨和船筏，来等待渡济众生。

太史黄庭坚先生对梁、唐、宋三部传记非常留意。我为了查阅这些藏在佛龛和经藏中的资料，仔细梳理，于是像梳理禾苗、梳理头发一样，整理成草稿收藏起来。那时是至正己丑年间。到了癸卯年，我从天台山回来，在象山智门寺的正趣堂休养。广慧日庵法师，请求我把草稿拿出来，打算刻版印刷。我没有立刻答应。正好日庵法师闲暇时喜好安静，而复兴元福报法师，实在是与我同门的师兄弟，他因公推举担任此寺住持，也极力不停地劝说我。因此，我便阐扬这“六学”，以端正佛法的要旨；列出“十二科”，以区分僧人事业的类别。“学”有序文，是用来阐明佛法本来的样子。“科”有赞语，是用来赞叹僧人事业应有的样子。

总共得到传记一千二百七十三篇，所记人物与传记数目相同。按卷数计算，古代传记的卷数有七十四卷，新编传记的卷数有三十卷。为什么古代传记的卷数多，新编传记的卷数少呢？有明白的人说：古代传记的“多”，是多在卷数而不是多在传记篇数；新编传记的“少”，是少在卷数而不是少在传记篇数。这也好比用“学”来替换“度”，而“度”的含义并未改变；用“科”来划分“学”，而“学”的整体并未分割。这本来就是佛教的典籍啊，难道不是吗？希望阅读的人能明察这一点。

元朝至正丙午年六月十五日，四明地区的僧人昙噩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