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石刻佛教经典始于北齐。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等，都是北齐时代的石刻佛经。北齐的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西元五六八～五七二年）在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即石鼓山）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弥勒成佛经》等许多佛教经典，并且留下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经铭》，历叙发愿刻经的原因，所刻经数及开刻起讫年月。这些石刻佛经，特别是唐邕镌刻石经的事业对后代佛教徒从事大规模的石刻佛经有很大的影响。
我国最早的石刻佛经出现在北齐时期。比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徠山的《般若经》，都是北齐留下的石刻佛经。北齐官员唐邕从天统四年到武平三年（公元568-572年），在如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即石鼓山）镌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弥勒成佛经》等多部佛经，还留下了著名的《鼓山唐邕刻经铭》，详细记述了发愿刻经的缘由、所刻经书数量以及起止时间。这些石刻佛经，特别是唐邕刻经的壮举，对后世佛教徒开展大规模刻经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经始于隋代，创始人为僧人静琬。静琬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他的详细身世和事迹已不可考，但刻造佛教石经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事业，这是可以肯定的。从隋大业中一直到他死时为止，约三十年时间，他的刻造佛教石经事业从未间断。关于静琬发起刻造佛教石经的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初唐临所着的《冥报记》中。《记》云：
房山石刻佛经始于隋朝，由静琬法师开创。这位法师是北齐时期天台宗二祖慧思大师的弟子，虽然他的生平细节现已无从考证，但刻造石经确实是他毕生坚守的事业。从隋朝大业年间开始，直到他去世的三十余年间，静琬从未停止过刻经的工作。关于他发起刻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唐朝初年唐临所著的《冥报记》中。书中写道：
「幽州沙门释智苑（按：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储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财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
幽州有位名叫智苑的僧人（就是静琬法师），修行精进且学问渊博。隋朝大业年间，他发愿刻造石经珍藏起来，为将来佛法衰微时做准备。随后在幽州北山开凿石室，把洞窟四壁磨平后刻写佛经；又选取方形石板另行磨光刻经，收藏在石室中。每间石室刻满后，就用石块封住洞口，再用铁水浇铸加固。当时隋炀帝巡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的同母弟弟，生来虔诚信佛，将这件事禀报给皇后。皇后布施一千匹绢和诸多财物助成盛举，萧瑀也捐赠了五百匹绢。朝廷与民间听说后，争相捐献财物，智苑因此得以完成这项伟业。……智苑刻造的石经已填满七间石室，他于贞观十三年圆寂后，弟子们依然继承着这项事业。
唐临《冥报记》著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在有关房山石经记事部份之末，唐临自注说：「殿中丞相李玄奖（一作『奘』）、大理丞采宣明等，皆为临说云尔。临以十九年从车驾幽州，问乡人，亦同云尔。而以军事不得（往）云。」这是说，唐临早在长安就从两位同僚中听说过幽州释智苑刻造石经之事。贞观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他随同唐太宗到幽州，问了当地乡人，也同样说是如此，只因军事繁忙，未能亲往调查。
在《冥报记》里，唐临于记载房山石经的章节末尾写道：“殿中丞相李玄奘和大理丞采宣明等人都对我说过这些事。贞观十九年我随圣驾到幽州时，也问了当地百姓，他们说的都一样。但因为军务在身，没能亲自去查看。”这段话说明，唐临早先在长安就听两位同僚提过幽州僧人智苑刻造石经的事。贞观十九年他随唐太宗来到幽州，向当地人打听，得到的说法相同，只是因军务繁忙未能亲自前往核实。
又，据《寰宇访碑录》著录，唐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幽州节度使刘济所撰之《涿鹿山石经堂记》亦记有静琬创刻石经之事：
另外，根据《寰宇访碑录》记载，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幽州节度使刘济撰写的《涿鹿山石经堂记》中也记录了静琬开创石刻佛经的事迹：
「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
涿鹿山一带的石刻佛经，最早是从北齐时期开始的。到了隋朝，静琬法师看到连绵山峰中的圣迹，于是发下宏愿，要雕刻十二部石经。直到本朝贞观五年，《涅槃经》终于刻成。
静琬为什么要发愿刻造佛教石经呢？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时期已极为盛行，佛教大小乘经典也大量翻译过来。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家僧侣急剧增加。如南朝梁武帝时，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北朝北齐时全境寺院竟达四万余所，僧尼三百万人之多。社会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自然就容易引起一部份非佛教信徒的反感甚至反对。因此，一些当政者为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有时也采取了抵制佛教发展的措施。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就曾下令诛沙门，毁神像。特别是北周武帝建德年间下令废佛教，前后三年间，关、陇地区佛法诛除几尽。建德六年（西元五七七年）武帝灭北齐后，将北齐的所有庙宇，充作王公第宅，命令三百万僧徒全部还俗。武帝的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
静琬为什么要发愿刻制佛教石经呢？佛教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到南北朝时已经非常兴盛，佛教大小乘经典也被大量翻译过来。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出家人数急剧增加。比如南朝梁武帝时期，尊佛教为国教，仅都城一地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北朝北齐时期全国寺院竟达四万多所，僧尼三百万人之多。社会上出现这么多寺院和僧尼，自然容易引起部分非佛教信徒的反感甚至反对。因此，一些当权者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有时也会采取抵制佛教发展的措施。比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就曾下令诛杀僧人，毁坏佛像。特别是北周武帝建德年间下令废除佛教，前后三年间，关陇地区的佛法几乎被清除殆尽。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武帝灭北齐后，将北齐所有寺庙改作王公府邸，命令三百万僧徒全部还俗。武帝的灭佛运动，对佛教是一次沉重打击，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
北魏太武帝死后，文成帝继位，立即发出敕令，再兴佛教。北周武帝死后，宣帝继位也立即允许再兴佛教。隋灭北周统一南北后，更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又重新复兴起来。
北魏太武帝去世后，文成帝登基，马上下令恢复佛教。北周武帝去世后，宣帝继位也立刻准许佛教复兴。隋朝灭掉北周统一南北之后，更加大力推行佛教，佛教这才重新兴盛起来。
但是，北魏和北周的废佛运动，在佛教徒心中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他们顾虑到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法难」，考虑如何来保存佛经的问题。北周废佛时，许多手写佛经一时化为灰烬，然而北齐唐邕刻在石上的佛经却依然无恙。唐邕当时刻造石经就是由于「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鼓山唐邕刻经铭》）这给佛教徒以很大的启发。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
然而，北魏与北周两次灭佛的惨痛经历，始终烙印在佛教徒心中。他们担忧未来可能再遭"法难"，开始思索如何永久保存佛经。北周灭佛时，无数手抄经卷顷刻化为灰烬，但北齐官员唐邕镌刻在石碑上的佛经却完好无损。
当年唐邕刻经时曾说："绢帛会腐朽，竹简难持久，金册不可得，皮纸易损毁。因此我开启珍藏的宝匣，寻访精妙的书法，将佛陀宣说的教法全部铭刻于名山。"他在鼓山石窟刻写了《维摩诘经》《胜鬘经》等经典（见《鼓山唐邕刻经铭》）。这段往事给后世佛教徒极大启示。据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
「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北齐时期南岳山的慧思大师，担心中原的佛教经典可能会遭到毁坏，于是发下誓愿，要把整套佛经刻在石板上，密封保存在山洞深谷之中。他的弟子静琬法师继承了师父的嘱托，从隋朝大业年间开始，一直到唐朝贞观年间，终于完成了《大涅槃经》的刻制。
关于慧思发愿刻石藏，究竟实现了没有，现已不可知。然而静琬是继承其师遗愿刻造石藏，至此已十分清楚了。静琬刻石藏的目的，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并不是为了一时的传播佛经，而是为了一旦遭到「法难」时，可以此石经充作「经本」之用。如他在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题刻残碑上说：「冀于旷□〔刼〕，□□〔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在贞观八年（西元六三四年）题刻残碑上说：「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又如，在新发现的《涅槃经堂题刻》残碑上说：「此堂内唯有石涅槃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慧〕目，静琬□头，愿□□〔尽未〕来」，等等。
关于慧思发愿刻石经这件事，现在已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完成了。但静琬继承师父的遗愿来刻造石经，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了。静琬刻石经的目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是为了短时间传播佛经，而是为了将来如果遇到佛法遭难的时期，可以用这些石经作为经本的依据。比如他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残碑上写道：“希望历经漫长岁月，能够救度众生，不论出家在家。”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的残碑上又说：“这些石经是为了将来佛法遭遇劫难时，准备作为经本使用。如果世间还有佛经流传，请不要轻易打开石经。”另外，在新发现的《涅槃经堂题刻》残碑上也记载着：“这间殿堂内只有一部石刻《涅槃经》，没有其他物品。本是为了未来遥远无佛法的时代，留存作为经本，开启众生的智慧眼目。静琬叩首发愿，直至未来尽际。”
从静琬发愿刻造到明末止，房山石经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清代康熙以后虽然几次修葺云居寺，也刻了一些经碑立于寺中，但已失去石经原来锢藏以备法灭时充经本用的意义了。
从静琬发愿刻经开始到明朝末年，房山石经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清朝康熙年间之后，虽然多次修缮云居寺，也刻了些经碑立在寺里，但这些已经丧失了石经原本封藏保存、为佛法衰微时预备经本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