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云居寺石经──经文、题记、碑铭等拓片之选辑

这段时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隋朝大业年间到唐朝初年，这是静琬和他的弟子玄导刻经的时期。就像前面说的，静琬从隋朝大业年间发愿刻造石经，得到了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和她弟弟萧瑀的大力资助。不过从现存的石经和题刻来看，从隋朝大业到唐朝武德末年的二十年里，没有发现任何题记，可能这段时间是在做准备。

静琬刻造石经是有明确计划的。他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题刻中说：“静琬为了护持正法……在这座山顶刊刻《华严经》等十二部佛经。”可见他原本计划要刻十二部佛经，《华严经》就是他最早刻的一部。另外，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堂记》里提到：“到本朝贞观五年，《涅槃经》刻成了”，静琬的《涅槃经堂题刻》也证实了这件事，说明《涅槃经》也是他最早刻的经书之一。

现在雷音洞（也就是第五洞，又叫石经堂或华严堂）里保存的《法华经》、《胜鬘经》等，历来都认为是静琬时期刻的石经。比如清朝查礼在《游莎题上方二山日札》中记载：“石经洞宽敞得像殿堂，中间供奉着石佛，四面墙壁都是用碑石叠砌的，这些都是隋朝静琬法师刻的佛经。字迹端正秀丽，有欧阳询、褚遂良的楷书风格，没有一笔残缺。”

静琬最初发愿要刻的十二部经具体是哪些，没有写明，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不过从现存的石经来看，可以认定是静琬刻造的主要有这些：《法华经》、《华严经》（晋译本）、《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

静琬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圆寂后，继承他刻造石经事业的人，根据辽代赵遵仁写的《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记载：

静琬法师在唐朝贞观十三年安详离世，他的弟子导公继承了他的事业；导公去世后，仪公接着承担；仪公离世后，暹公继续接替；暹公圆寂后，法公又继承下来。从静琬到法公，师徒五代人前赴后继，始终没有中断刻经的宏愿。

关于静琬的继承者们，佛教史书里从来没有记载过。我们是从石经山的一些石刻题字里，才了解到他们的一些重要事迹。至于僧仪这个人，就连他的全名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任何记录。

直接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是玄导。从保存在雷音洞门楣上的唐总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年）玄导题刻的残碑来看，玄导继承静琬刻经事业也很有规划，并且刊刻了许多佛经。题刻记载：

玄导自幼便置身于僧团之中……遵循先师的遗训，在这座山峰镌刻了《楞伽经》《思益经》《佛地经》等四部经律……祈愿云居寺道场永固，恳请四方善信共同护持，助成此庄严功德。

由此可见，玄导继承先师遗愿，继续刻制了《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思益梵天所问经》《佛地经》这四部经典。同时刻有玄导题记的经碑还包括：《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僧羯磨经》《比丘尼羯磨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四分大尼戒本》《菩萨受戒法羯磨文》等。其他刻有玄导时期年代题记的经碑有：显庆六年（公元661年）的《心经》，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的《四分戒本》，以及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的《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等。此外，玄奘翻译的《说无垢称经》与《解深密经》虽未见题记，但从字迹来看与玄导所刻诸经极为相似，很可能也是玄导时期所刻。

玄导的继承者僧仪，正如前文所说，他的事迹至今仍然不清楚。僧仪所处的年代，大概正当武则天执政时期。从刊刻石经的资料来看，武则天当政期间，房山石经的镌刻工作虽然仍在继续，但没有发现大部头佛经的刊造。现在留存下来的有：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庞德相出资刻造的《金刚经》，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刘行举出资刻造的《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沙门正智刻造的《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及张任德刻造的《观弥勒上生兜率经》，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汤怀玉出资刻造的《金刚经》和《普门品》。此外还有宋小儿出资刻造的《金刚经》碑等等。

接下来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由惠暹和玄法主持刻造石经的时期。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房山石经的鼎盛时期。根据俗称"金仙公主塔"上保存的开元九年（公元721年）释玄英撰写的《云居石经山顶石浮图铭》记载，惠暹当时担任云居寺的"都检校""上座"（寺中最高领导者），玄法是"律师僧"。而同一座塔背面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守泰撰写的《山顶石浮图后记》中，记载着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奏请赐予经本和布施田产的事迹，那时惠暹似乎已经圆寂，而玄法则升任为"都检校禅师"了。

惠暹和玄法刻造石经的事业，获得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资助。根据前面提到的王守泰所写《山顶石浮图后记》中的记载：

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向皇上请奏，获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幽州范阳县刻造石经的底本。又奏请将范阳县东南五十里处，上垡村赵襄子淀的麦田庄，连同果园一处，及周围山林坡地——东至房南岭，南邻他山，西抵白带山口，北以大山分水岭为界——永远划归寺院作为日常供给之用。并委托玄法禅师，年年诵转一切经藏，向上延续国运，祈愿圣王永得福佑，向下济度众生，共同迈向觉悟之途。

同时，后记中还记载了当时负责运送这些经本的人是长安崇福寺的僧人，也就是著名的《开元释教录》作者智昇。由此可见，金仙长公主当时对房山云居寺石经事业的帮助，不仅送来了四千多卷经本，还划出大片田产、山林作为刻造石经的经费。因此，惠暹和玄法才有条件刻造几部篇幅很长的佛经。同时，因为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已经放满了石经，惠暹和玄法便在雷音洞下方新开凿了两间石室（现在称为第一洞、第二洞）。这一点在新发现的《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石中得到了明确证实。碑文记载说：

当初修建这座殿堂时，前后延续了整整十纪，历经三代人接力。镌刻佛经的工程日夜不停，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有位名为暹公的上座法师……亲自采买石材，手持钢凿，劈开陡峭山崖，填平深壑沟堑……在旧殿堂下方，又新建了两间石室。开工时先开凿青石岩壁，确保结构稳固不塌陷……这般勤勉操劳又过了五个寒冬。后来静流、玄法两位上座法师，不正是暹公的继承者吗？他们完美延续前人的事业，共同实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宏愿。

从石经的存放情况来看，惠暹和玄法时期刻造的石经都收藏在第一洞与第二洞中。目前保存下来的石经里，属于这个时期刻造的主要包括：开元十年（公元722年）由幽州良乡县仇二娘出资刻造的《药师经》一卷，由范阳县进士阳子推书写，字迹工整秀美，是盛唐时期非常珍贵的遗物。开元十一年（723年）幽州总管梁践悊刻造的《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新经堂建成后，惠暹似乎就开始刻造大部头的《正法念经》七十卷，这部经始刻于开元初年，完成于开元十七年（729年）。接着又刻《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完成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玄法时期最值得提及的是开始刻造玄奘翻译的巨部佛经《大般若经》六百卷。这部石经共计刻石一千五百一十二条，是全部石经中卷数最多的一部。从玄法时期开始刻造，一直持续到辽代才全部完成。根据刻石题记记载，现存第二十一条（卷九）刻于天宝元年（742年），由此推测刻造工作可能开始于开元末年。从可见的题记来看，到天宝十三年（754年）已刻至第一百六十三卷。此外，开元末年刻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以及现存第二洞的《大集经日藏分》和《月藏分》，从字迹判断也都是这一时期所刻的石经。

此外在晚唐时期，尤其是贞元到元和年间，云居寺住持律宗高僧真性，得到幽州地方官员，特别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资助，刻造了大量石经。

天宝末年，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房山石经的刻造工作并没有中断。从现存的《大般若经》第一百九十五卷到二百一十四卷的题记来看，上面出现了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在贞元到元和年间，刘济又主持刻造了《法华经》和一部分《大般若经》。根据刘济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撰写的《涿鹿山石经堂记》记载：

济遂用俸禄钱财，恭敬为圣上（宪宗）刊刻《大般若经》，今年四月功德圆满，亲自带领督促，与僧俗众人齐聚在石经峰下……与《华严经》一同安奉……众人或推或拉，将经版运至山上，封藏于石室之中。

刘济在这里说“四月功就”，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已经刻完了全部六百卷《大般若经》。实际上，对照石经实物可以发现，刘济主持刻造的部分仅是从第三百卷前后到第四百一十二卷为止的一百余卷，而且其中还夹杂着部分由他人资助刻造的内容。这项刻经工程的实际时间跨越了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到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直到唐朝结束，这部《大般若经》的石刻大概只完成到第五百二十卷左右。

晚唐时期房山云居寺刻造石经的事业，主要依靠幽州当地官员和百姓的支持。虽然中间经历了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云居寺一度受到打击而衰落，但很快就恢复了生机。从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的三十多年间，在当地官员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伸、张允皐等人及其亲属的资助下，先后刻造的石经至少有一百多卷。不过这些石经大部分是篇幅较短的经典，而且许多内容是重复的，可见当时刻经并没有系统的计划，主要是为了供奉祈福。但这些石经大多刻有年月记录，经碑的上下方还刻着佛像和供养人像，为我们研究晚唐时期的石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刻造事业，始于隋朝末年到唐朝初年，在盛唐时期蓬勃发展，到唐朝末年逐渐衰落，经过五代战乱，就陷入了完全停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