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时期——辽
西元十世纪末，当时称为北方燕云十六州，包括房山地区，归由契丹统治，并于西元九四七年，辽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建国后，大力吸取中原汉族文化，佛教也在鼓励之列。在辽代，除刊行足以与北宋官版开宝藏媲美的《契丹大藏经》外，房山石经事业也得到了继续发展。
十世纪末期，当时被称为燕云十六州的北方地区——包括房山在内——正处于契丹人的统治之下。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建立了辽朝。辽国建立后，积极吸收中原的汉族文化，佛教也受到朝廷的推崇。在辽代，不仅刊印了足以与北宋《开宝藏》相媲美的《契丹大藏经》，房山石刻佛经的事业也得以延续发展。
辽代房山石经的续造，始于圣宗，其后兴宗、道宗继之，对刻石经尤为热衷，至天祚帝时尚维持不断。
辽代房山石经的续刻工程，从圣宗皇帝开始，后来兴宗、道宗继续推进，这两位皇帝对刻造石经特别热心，到天祚帝时期这项事业仍然持续不断。
辽初，云居寺得到保护，穆宗应历年间，在寺主谦讽的倡导下结「千人邑会」，筹集经费，大修云居寺，对石经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应历十五年（西元九六五年）王正所撰之《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碑额题「重修云居寺壹千人邑会之碑」）云：
辽代初期，云居寺得到朝廷保护。穆宗应历年间，在寺主谦讽的倡导下，成立了"千人邑会"组织，筹集资金大规模修缮云居寺，这对保护石经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应历十五年（公元965年）王正所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碑额题为"重修云居寺壹千人邑会之碑"）记载：
「云居寺之东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原夫静琬之来也，以人物有否泰，像教有废兴。传如来心成众生性者，莫大于经；勒灵篇儆来刼者，莫坚于石，石经之义远矣哉！……寺主谦讽和尚，……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请以经金，遂有次序。……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无贫富后先，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故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堕于东峰。」
云居寺东边一里处有座高峰，登上山顶一千多步，可见九间石室，室内刻有经文四百二十万字……当年静琬大师来到此地，深知人世有盛衰，佛法有兴废。要传播如来智慧、成就众生佛性，没有比佛经更重要的；要让佛法警醒后世，没有比石刻更长久的方式——石刻佛经的意义何其深远！……寺主谦讽和尚目睹经石遭受风雨侵蚀与战火毁坏，便募集资金依次修缮。谦讽与志同道合者共同筹划，齐心协力组建千人社团，凝聚千人之志……无论贫富先后、贵贱老少，布施皆有定规，捐献皆按定期……因而寺庙不曾毁于平地，经版永存东峰之上。
谦讽主持云居寺期间有无刻造石经，今已不可知。明周忱《游小西天记》说：「至辽统和及金明昌之际，有沙门留公、顺公亦增刻之」。石经洞外拓片有辽统和十三年（西元九九五年）题记的《般若心经》残片四块，略可见辽圣宗时代续刻石经之一斑。
在谦讽法师主持云居寺期间，是否刻造过石经，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明代周忱在《游小西天记》中记载："直到辽代统和年间和金代明昌年间，仍有留公、顺公等僧人增刻经碑"。石经洞外发现的拓片中，有四块带有辽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题记的《般若心经》残片，从中可以略窥辽圣宗时期续刻石经的情况。
关于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施助云居寺刻造石经事业的情况及所刻经数，在清宁四年（西元一〇五八年）赵遵仁所撰之《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和天庆八年（西元一一一八年）志才所撰之《续秘藏石经塔记》中，有详细记载。赵遵仁《记》云：
关于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资助云居寺刻造石经的情况及所刻经书数量，在清宁四年（公元一〇五八年）赵遵仁所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和天庆八年（公元一一一八年）志才所撰《续秘藏石经塔记》中，都有详细记载。赵遵仁的《记》中说：
「我朝太平七年，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因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观游间，乃见石室内经碑，且多依然藏贮。遂召当时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既而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乃知自唐以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复兴之叹，以具上事，奏于天朝。我圣宗皇帝，锐志武功，留心释典，既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释文堕而复兴，梵匠废而复作。琬师之志，因此继焉。迨及我兴宗皇帝之绍位也，……常念经碑数广，匠役程遥，藉檀施则岁久难为，费常住则力乏焉办。重熙七年，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仍委郡牧相承提点。……」
我朝太平七年时，前任枢密直学士韩绍芳公担任本州长官。他在处理政务之余，带着随从游览这座山，来到这座寺院，登上了这座山峰。在观览途中，发现石室内存放着许多刻经石碑，依然完好地珍藏其中。于是召集当地年高德劭的长者，询问刻经的缘起，但因年代久远，无人知晓详细始末。随后从石室中取出经碑，核对经名清点数量……这才知道自唐朝以后，再无人继续这项功业。难道佛陀的言教，竟要就此湮没了吗？韩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发出复兴佛法的慨叹，将此事详细奏报朝廷。我圣宗皇帝既重武功，又潜心佛法，闻奏后龙心大悦，便委任已故的瑜伽大师可元提点刻经事务，校正讹误，补缺续新，使濒临失传的经文重获生机，让解散的刻经匠人重新聚集。静琬大师的志愿，由此得以延续。待到兴宗皇帝继位后……常思刻经工程浩大，镌刻工期漫长，若仅靠信众布施难以持久，动用寺院积蓄又力量不足。重熙七年，特拨出皇室库银，委派官员设立专项基金，以每年产生的利息，支付写经刻碑的费用，并命地方长官相继负责提点事宜……
志才《记》云：
志才在《记》中写道：
「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勗、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
到了辽朝，留公法师奏报圣宗皇帝，获得皇帝恩赐普度坛的资助款项，使刻经事业得以延续。后来兴宗皇帝又赏赐资金继续刻造。之后，相国杨遵勗、梁颖两位大臣启奏道宗皇帝，获赐经费镌刻四十七函经典，与先前已刻的经版合为一处，总计达一百八十七函。
由以上两碑记所述，可知最初对石经进行验名对数的是辽初涿州刺史韩绍芳。据赵遵仁《记》载，韩绍芳当时验了《正法念处经》一部全七十卷，《大涅槃经》一部全四十卷，《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合计碑二千一百三十条。就当时条件讲，韩绍芳对石经验名对数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但他也遗漏了许多经碑，与拓印实物的数目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韩绍芳将云居寺石经情况奏闻圣宗，促使了刻经事业的继续发展。志才《记》中说是「留公法师奏闻圣宗」，这可能是当时留公是云居寺住持，而当韩绍芳上奏本时，留公作为僧方代表，列名同奏上闻之故。总韩绍芳、留公主持所续刻之石经主要有：《大般若经》八十卷。《大宝积经》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至此完成了所谓「四大部」经数。
根据这两块碑文的记载，可以知道最早对石经进行清点核验的是辽初涿州刺史韩绍芳。据赵遵仁的碑记所述，韩绍芳当时清点了《正法念处经》一部完整七十卷、《大涅槃经》一部完整四十卷、《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共计石碑二千一百三十条。以当时的条件来说，韩绍芳对石经进行清点核验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但他也遗漏了许多经碑，与后来拓印实物的数目存在很大差距。更重要的是，韩绍芳将云居寺石经的情况禀报了圣宗皇帝，从而推动了刻经事业的延续发展。志才的碑记中提到是"留公法师奏闻圣宗"，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留公担任云居寺住持，当韩绍芳上奏时，留公作为僧界的代表，共同列名上奏的缘故。总体来看，韩绍芳和留公主持续刻的石经主要包括：《大般若经》八十卷，《大宝积经》一部完整一百二十卷。至此完成了所谓"四大部"经典的刻造。
之后，在道宗大安年间又有名僧通理续刻石经四十四帙，计碑四千八十片。上述志才《记》云：
后来，在道宗大安年间，又有著名高僧通理大师继续刻造石经四十四函，总计石碑四千零八十片。
「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缁林秀出，名实俱高，教风一扇，草偃八宏。……师因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所得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功且权止，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
有位已故的高僧通理大师，在僧众中卓然出众，声望与德行都很崇高，他弘扬的教法如春风拂过，令八方众生如草般顺服。……大师游历此山时，曾寄宿于云居寺，见石经尚未刻完，便生起续造的心愿……。到了大安九年正月初一，他就在这座寺院开设戒坛，……所得布施钱财达万余贯，交给弟子——现任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负责校勘并刻石。石板类似印版，正反两面都利用起来，每片刻两页经文。到了大安十年，资金用尽，工程暂且停止，共刻成石碑四千零八十片，经文四十四函。
志才《记》末，详列通理所刻经名及帙号。通理所刻之佛典，与他以前所刻者有一很大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而通理所刻则多为律和大乘论。如《大智度论》一百卷，《十地经论》十二卷，《佛地经论》七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毘达磨集论》七卷，《成唯识论》十卷，《大乘起信论》一卷，《摩诃衍论》十卷等。由此可见，通理刻经是很有计划的，他补前人所刻之缺，使大乘经、律、论三藏完备。通理刻成这些石经后，大概石经山上各室已满，一时无处贮藏，暂置山下。据志才《记》述，通理入寂后，他的门人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经碑未藏，或有残坏，遂与定师（善定）共议募功。至天庆七年（西元一一一七年），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瘗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这座标记经碑所在的云居寺南塔，后人即称之为「压经塔」。
在志才的《记》结尾，详细列出了通理所刻的经书名称和编号。通理所刻的佛教典籍，与他之前所刻的经典有很大不同。之前刻的多是大乘的经部，而通理所刻则主要是律部和大乘论部。例如《大智度论》一百卷、《十地经论》十二卷、《佛地经论》七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七卷、《成唯识论》十卷、《大乘起信论》一卷、《摩诃衍论》十卷等。由此可见，通理刻经是很有计划的，他补全了前人所缺刻的部分，使大乘经、律、论三藏得以完备。
通理刻成这些石经后，大概因为石经山上各藏经洞都已存满，一时没有地方存放，就暂时安置在山下。根据志才《记》记载，通理圆寂后，他的弟子善锐"感念先师遗风不能延续，经碑尚未妥善收藏，恐有残损毁坏"，便与定师（善定）共同商议募集功德。到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在云居寺西南角挖掘地穴，将道宗皇帝主持刻造的一百八十片大石碑，以及通理大师主持刻造的四千零八十片小石碑，全部埋藏于地穴之中。在地穴上方修筑台基、砌砖建塔，建造石塔一座，刻文标记，使后人知晓经藏所在。这座标记经碑所在地的云居寺南塔，后人就称之为"压经塔"。
通理之后，辽代续刻石经事业并未停止。通理的弟子善伏，从天祚帝干统七年（西元一一〇七年）开始续造，一直到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其间得到辽「故守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的施助，共刻石经十三帙，一百多卷。后来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玄英及其俗弟子史君庆刻《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的二十七帙中，其前十三帙石经即是辽天祚帝年间所刻的。
通理法师之后，辽代刻造石经的事业并未停止。他的弟子善伏，从天祚帝乾统七年（公元1107年）开始继续刻经，一直到保大元年（公元1121年）。这期间得到辽国"故守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的资助，共刻成石经十三函，一百多卷。后来到金朝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玄英法师和他的在家弟子史君庆刻制《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所载的二十七函经文中，前面十三函石经就是辽天祚帝时期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