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时期——金元
金代刻造石经开始于天会十年(西元一一三二年)当时涿州知州张玄征刻的《佛印三昧经》(「景」字号)等,距辽保大元年(西元一一二一年)最后所刻的《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同「景」字号)等仅十一年。前述玄英等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刻《总经题字号目录》的二十七帙石经中,其中「覆」字以下十三帙,至「景」字的前一部分所收石经,均为辽刻,「景」字的后一部份及自「行」至「八」后十四帙,乃是金天会十年(西元一一三二年)至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涿州知州张玄征、刘庆余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及其弟子史君庆等募刻的。可见金代的刻经是继续辽代的经帙而进行的。其间,于天会十四年(西元一一三六年),有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嵩「因游东峰,见大岩室,遂发心续造石经一帙,名《大教王经》」(「府」帙,见同经卷十题记)。
金代开始刻造石经是在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当时涿州知州张玄徵刻了《佛印三昧经》(属于“景”字号)等经典。这距离辽代最后刻经的保大元年(公元1121年)所刻《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同属“景”字号)等,仅仅相隔十一年。
前面提到的玄英等人在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刻的《总经题字号目录》共二十七帙石经中,从“覆”字以下的十三帙,到“景”字前半部分所收录的石经,都是辽代所刻。而“景”字的后半部分,以及从“行”到“八”的后十四帙,则是金朝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到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期间,由涿州知州张玄徵、刘庆余,以及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人玄英和他的弟子史君庆等人募捐刻造的。
由此可见,金代的刻经工作是紧接着辽代的经帙继续进行的。在这期间,天会十四年(公元1136年),燕京圆福寺的僧人见嵩“因游东峰,见大岩室,遂发心续造石经一帙,名《大教王经》”(属于“府”帙,见同经卷十题记)。
金天眷三年(西元一一四〇年)以后,自皇统元年至九年(西元一一四一~一一四九年)间,刘庆余、玄英及史君庆等还续刻了自「刻」字至「多」字,共三十九帙。其中「刻」至「惠」三十帙是「宋朝新译经」,它和《高丽藏》入藏的自「杜」至「毂」三十帙的经目正同。这是研究宋开宝藏印行后,天息灾、法天、施护等所翻译的密教经典,以及把「宋朝新译经」与《高丽藏》、《契丹藏》入藏内容作比较的很有价值的材料。同时,这些石经多有序文和题记,也是研究唐末至辽代佛教的重要史料。
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之后,从皇统元年到九年(公元1141-1149年)期间,刘庆余、玄英和史君庆等人继续刻写了从"刻"字号到"多"字号的经卷,总共三十九函。其中"刻"字号至"惠"字号这三十函是"宋朝新译经",其内容与《高丽藏》所收录的"杜"字号至"毂"字号三十函的经目完全相同。这些石刻经卷为研究宋朝《开宝藏》刊印后,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翻译的密教经典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比较"宋朝新译经"与《高丽藏》《契丹藏》收录内容的珍贵资料。此外,这些石经大多保留着序文和题记,也是研究唐末至辽代佛教历史的重要史料。
皇统九年(西元一一四九年)以后,历正隆、大定至明昌之初,约五十年间,有刘丞相夫人韩氏、张守仁、皇伯汉王等,曾刻了自「履」至「息」及「取」、「定」等共二十帙(其中「渊」、「澄」二帙系《别部阿含》,未见)。这些石经主要是:《阿含经》。此外,辽译《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和辽代新撰之《一切佛菩萨名号集》等也是金代所刻的。金代所刻石经除见嵩刻的《大教王经》藏于第三洞外,其余的经碑,都继续埋在压经塔下地穴内。
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之后,历经正隆、大定到明昌初年,约五十年间,有刘丞相夫人韩氏、张守仁、皇伯汉王等人,曾镌刻了从“履”到“息”及“取”、“定”等共二十函经卷(其中“渊”、“澄”两函属于《别部阿含经》,未见实物)。这些石经主要包括《阿含经》。此外,辽代翻译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和辽代新编撰的《一切佛菩萨名号集》等也是金代所刻。金代刻造的石经中,除嵩法师所刻《大教王经》收藏在第三洞外,其余经碑都继续埋藏在压经塔下的地穴中。
金末兵乱以后,房山石经事业又告停顿。元顺帝时,石经山已非常荒凉。至正元年(西元一三四一年),高丽僧慧月等从五台山来游石经山,见华严堂(雷音洞)石扉毁废,经本残缺。他读了洞门外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静琬自述刻经因缘的石刻,很受感动,遂募化修理了洞门和五个经碑而去。贾志道为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详记其始末,这是元代关于房山石经的唯一记载。由上可见,元代房山云居寺石经事业完全陷于停顿状态。
金朝末年战乱之后,房山石刻佛经的事业又停了下来。到了元顺帝时期,石经山已经变得十分荒凉。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高丽僧人慧月等人从五台山来到石经山游历,发现华严堂(即雷音洞)的石门已经损毁,里面的经卷也有残缺。他读了洞门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静琬大师自述刻经缘由的石刻文字,深受感动,于是募集资金修缮了洞门和五块经碑后才离开。贾志道为此撰写了《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的经过——这是元代关于房山石经的唯一记载。由此可见,元代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刻造事业已完全陷入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