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时期——明

明代初期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前往石经山视察。姚广孝于洪武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年）到达房山石经山。他看了那里的情况，惊叹静琬以来历代刻造石经事业之宏大，当时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镌于华严堂之壁」。之后，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朝廷曾拨款修理过云居寺和石经山一次。又，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载：「永乐十八年三月，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又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但明代官刻石藏后来似未实现。所以明初虽然对房山云居寺和石经进行了考察、保护和修理，但并未见续造的石经。

在明朝初年的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派遣高僧道衍（姚广孝）前往石经山考察。姚广孝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抵达房山石经山。他目睹当地景象后，深深赞叹从静琬法师以来历代刻造石经事业的宏伟规模，当时在华严堂墙壁上题刻了一首五言古诗。随后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朝廷曾拨款对云居寺和石经山进行过一次修缮。

另据《释氏稽古略续集》第三卷记载：“永乐十八年三月，皇帝下旨雕刻两部大藏经版，南京收藏一部，每行六字十七列；北京收藏一部，每行五字十五列。又下旨石刻一部大藏经，安置于大石洞中。往后木质经版若损坏，尚有石刻经版存世。”但明代官方石刻藏经的计划后来似乎未能实现。因此明朝初期虽然对房山云居寺和石经进行了考察、保护与修缮，却未见有续造的石经作品。

明中期宣德三年（西元一四二八年），道教南北两派代表人物，全真教的陈风便和正一教的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造石经的意图，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经》，包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髓》、《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玉皇本行集经纂》、《无上玉皇心印经》等四部，共刻石八块，也送至房山石经山贮藏（藏于第七洞）。此经的跋文说：

明朝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道教两大流派——全真教的陈风便和正一教的王至玄等人，效仿佛教刻造石经的做法，募集资金镌刻了道教的《玉皇经》。这部经书包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髓》《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玉皇本行集经纂》《无上玉皇心印经》四部分，共刻了八块石板，也都送到了房山石经山收藏（存放在第七洞）。这部经书的跋文写道：

「涿鹿山云居寺，有洞室贮释梵之经，殆至万卷，故名是山为小西天焉。夫三界万灵，莫尊于昊天金阙玉皇上帝，玄功妙法，载在本行集经。正当刻金石，藏之名山，传之万世也。是以至心各捐资力，请匠镌刻《经髓》暨《经纂》及《心印经》，共为一卷，凡一千七百四十八字，置诸石室，用彰悠久。……时大明宣德三年四月吉日……。」

涿鹿山的云居寺中，有洞室存放着佛教经典，几乎达到上万卷，所以人们称这座山为“小西天”。三界万物之中，没有比昊天金阙玉皇上帝更尊贵的存在，其深奥的功德与玄妙的法门，记载于《本行集经》之中。此刻正应当将经文镌刻在金石之上，珍藏于名山之中，流传万世。因此我们以至诚之心各自捐献资财，聘请工匠镌刻《经髓》《经纂》及《心印经》，合为一卷，共计一千七百四十八字，安放于石室之中，以彰显佛法永存。……时值大明宣德三年四月吉日……

这些道教石经和佛教石经比较起来真是沧海一粟，但通过这次道教石经的贮藏，却可以看到明代佛道两教关系的一斑。

这些道教石经与佛教石经相比，实在是少得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但通过这些道教石经的收藏，却能窥见明代佛道两教关系的一角。

成化年间云居寺的住持，喇嘛僧嗔嗒㗭哩，以及附近的佛教信徒张普旺等，也曾对云居寺和石经的维护尽过力的。万历时名僧达观真可和憨山德清曾到云居寺访问，当时云居寺石经山又趋衰落。真可在《示东西云居寺僧众》中感慨地说：「涿州石经山为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来，龙象蹴踏，振扬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为草莽，金碧化为泥涂！」他于感慨之余，募缘修理了琬公塔。德清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为记其事。

成化年间，云居寺的住持喇嘛嗔嗒㗭哩，以及附近的佛教信徒张普旺等人，也曾为云居寺和石经的保护出过力。到了万历时期，著名高僧达观真可和憨山德清曾到访云居寺，那时云居寺石经山又逐渐衰败。真可在《示东西云居寺僧众》中感叹道："涿州石经山本是天下佛法的宝库。自从隋代的静琬祖师以来，高僧辈出，弘扬佛法，历代都不缺人。可到了我大明朝，宝寺竟沦为荒草丛生之地，金碧辉煌的殿堂也化作泥土！"他在感慨之余，募集善款修缮了琬公塔。德清为此撰写了《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来记录这件事。

明代正式续造石经是在明末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当时有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一些南方籍官吏、居士，如葛一龙、王思任、赵琦美、冯铨、李腾芳、董其昌、黄汝亨等刻造石经。他们集资先在北京石灯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经，然后送往石经山贮藏。据现存石经资料显示，这时期所刻的石经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部。这时由于石经山上洞穴都已藏满封闭，于是又在雷音洞左边新开凿一小洞，将这些经碑藏入，洞额由董其昌题「宝藏」二字，俗称为「宝藏洞」（今为第六洞）。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刻造事业，到此才算最后结束。

明代正式续刻石经的工作，是在明末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进行的。当时，有位来自吴兴的僧人真程，劝说在北京的一些南方籍官员和在家居士——例如葛一龙、王思任、赵琦美、冯铨、李腾芳、董其昌、黄汝亨等人——捐资刻造石经。他们先集资在北京的石灯庵，用小型石版刻好佛经，再运送到石经山收藏。

根据现存的石经资料来看，这个时期所刻的经典包括：《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部。当时由于石经山上各藏经洞已经装满封存，于是又在雷音洞左边新开凿了一个小洞，把这些经碑安置进去。洞口的石额由董其昌题写“宝藏”二字，民间俗称它为“宝藏洞”（即现在的第六洞）。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刊刻事业，到此才真正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