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云居寺石经──经文、题记、碑铭等拓片之选辑

房山云居寺距离北京城区西南方向大约七十五公里，离房山县城西南二十五公里。云居寺的石经分别存放在两个地方：一处在云居寺东边石经山顶的九个山洞里，另一处在云居寺西南压经塔下面的地穴中。

石经山上各个山洞内外刻着经文的石碑，长期以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散落在洞内外的残破石碑碎片有上千块，这些残缺的经石明显是被人为破坏的，还有许多已经被偷卖流失，甚至流到国外。另外，自然风化的情况也很严重，特别是靠近洞口的经版，由于岩石渗水和长年风化，经版之间都粘在了一起，只要稍微移动，石头表面就会脱落成粉末，导致字迹模糊不清。

不过，从压经塔下地穴里挖掘出来的经版，除了极少数被压断的之外，几乎没有受到风化侵蚀，保存得非常完整。后来把所有山洞里的经版都编了号、拓印下来，再按原样放回保存。

经过编号拓印统计，石经山上各个藏经洞以及压经塔下地穴中收藏的石刻经版数量如下：

总共找到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块刻着佛经的石板。另外还有四百二十块残缺的经石，以及洞外各种碑文刻石八十二块。这个数量实在令人惊叹。

这些数量庞大的房山石经，连同上面的题记和各种碑文，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北方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佛教兴衰、佛经典籍，乃至石刻书法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第一手丰富资料。 明清两代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房山石经，但大多只从碑刻书法的角度着眼，很少就其内容的价值展开研究。直到近代，才有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内容方面。 由于石经数量极为庞大，研究任务十分繁重，目前的研究还处于相当初步的阶段。但仅从这些初步成果来看，已经能够窥见房山石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与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拓印资料中新发现的静琬《涅槃经堂题刻》《贞观八年题刻》前半部分，以及玄导《总章二年题刻》《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等文献，填补了云居寺石经刻造历史中的某些缺失和错误，让整个刻经历程的脉络变得清晰可见。这些内容已详细记录在本文第一部分，这里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另外，石刻佛经对于校正历代木刻版大藏经中的错漏也特别有价值。比如在唐朝初年玄导刻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上发现了一篇《经序》，长达四百六十多字。这篇《经序》从宋代的碛砂藏，到明代的南北藏、嘉兴藏以及频伽藏等版本都没有收录。只有日本《大正藏》把它编了进去，书里的脚注说："这篇序文是根据圣语藏版本收录的。"但是用石经的《经序》来核对《大正藏》所收的《经序》，发现有二十六个错字和漏字。现在把校勘的结果列在下面：（《大正藏》里的错字用（）标出，石经的正确字和《大正藏》漏掉的用〔〕标出。）

云居寺遗址和石经山藏经洞位置示意图

石经山藏经洞分布图

那时，大家互相谈论说：伟大的觉悟者世尊，先前二十九年已经为我们讲说过《摩诃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天王问般若经》《光赞般若经》，可见这部经的题目和内容早已在中华流传。到了梁朝太清二年六月，于阗国的僧人求那跋陀，汉语名字叫德贤，带了一部梵文经本共十六品来到京城。当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的王子月婆首那，学识出众，在佛学上世代相传，尤其精通经文的深义，又擅长多种语言，因躲避本国的灾祸，来到梁朝任职，受命负责接待外国使节。他偶然见到德贤有这部经典，内心满怀敬仰，如同亲见真佛，于是恳求德贤，允许他弘扬传播。德贤赞赏他高尚的志向，便毫无保留地将经本交给他。首那又向朝廷请示，请求出使岭南，迎请《杂华经》。他刚离开京城，就遇上侯景起兵作乱，只能带着经本逃亡，没有机会翻译。百姓所盼望的，上天必定会成全。等到我大陈国顺应天命建立基业，继承前朝大统，再次平定天下，制度统一，各族和睦。首那背着书箱、怀揣经本，从远方来到此地。江州刺史仪同黄法𣴑，坐镇本州，受命镇守一方，他护持正法，渴求大乘经典。在天嘉六年乙酉岁七月辛巳日到二十三日，在州府大厅恭请首那，简略讲解经文的纲要，并举办无遮大会，四众弟子聚集了五千多人。庐山僧果法师以及各地有名的高僧，都是学问超越百家、精通各部经论的大德，他们纷纷提出许多深奥的疑问，首那都一一解答，使大家的困惑像冰雪消融般豁然开朗。到了当月二十九日，回到兴业寺，敲响法鼓，僧众全部聚集，首那恭敬地捧着梵文经本，翻译成陈朝的语言。扬州阿育王寺的智昕法师，那时正游历到彭洭，他衷心信受这殊胜的教法，亲耳聆听并记录译文，不敢遗漏一字一句；反复推敲斟酌，整理成七卷，到那年九月十八日，全部经文翻译完成。江州僧正慧恭法师，戒行清净如芬芳远播，禅定功夫如澄澈止水，威仪具足，是大众仰仗的栋梁。别驾豫章人万駰，是州郡的得力辅佐，国家的优秀人才，既信佛又有智慧，文武双全。翻译工作委托这两人主持规划。我在经卷末尾附记，简略叙述这些经过，希望后世有识之士不要有什么疑惑。

阅读这篇校勘文字，可以了解到石经能够用来校正现存木刻版佛经中的许多脱漏和错误。这篇《经序》如果没有石经来校对勘误，很多文句根本无法读懂，尤其是最后一句，要不是根据石经补上“无”字并校正“猜”字，原文写的“或精焉”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因为圣语藏本经过多次传抄，免不了出现“鲁鱼亥豕”这样的错别字，而石经一旦刻成就是固定的，所以错字比较少。再比如，唐代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刻的《妙法莲华经》，如果和敦煌的唐代写经对照，也能为校正现在通行的木刻版佛经中的许多错字，提供有力的证据。如果能有计划地利用石经来校勘相关的佛经，房山石经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从房山石经中发现了一批已经失传的佛教典籍和相关序文，这对研究佛教历史特别珍贵。比如，在拓印时发现了刻成于金朝皇统七年（公元一一四七年）的唐代最后一位密宗学者行琳的著作，书名叫《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共三十卷。这部著作的名称，曾经出现在《至元录》第十卷，编在“并岳宗”三号，但原书已经失传，行琳的事迹也不清楚了。房山石经中这部集子编在“俊刈密”三帙，卷首有“上都大安国寺传密教超悟大师赐紫三藏沙门行琳”自述的序文一篇，长达一千五百多字，写于唐代乾宁五年（公元八九八年）。序文中说：

虽然佛法教导有许多途径，宗派却可归为两大类——显教与密教，统摄了佛法的全部根源……自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佛教从西方传来，虽然贝叶经中的真理已被翻译成汉文，但密教深藏的修行要旨却未能广宣流传。直到我大唐开元年间，才有释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不空三藏这三位大阿阇梨相继来到长安，方才完整阐释密法奥义，全面建立修行仪轨。自此密教广传华夏，坛城法相遍绘于寺院，师徒相承代代不绝。

行琳虽自知学识浅薄，却有幸早年得遇明师，遂竭尽诚心，经年累月探求法义。……而今正值佛法光辉渐隐，圣教凋零，如风中残烛般微弱的法脉，尚有几人能担当护持？常自惭愧福薄，虚度明法盛世。虽怀深切护持之愿，却缺乏弘扬宗风之能。观察显教历代英才辈出，反观密宗门下修学者稀。加之战乱之后，经典散佚如星辰陨落，唯恐法脉逐渐衰微，故而发此微愿。

于是查考旧译经论，遍寻诸部典籍，发现译文多质朴简略，未能契合梵语原音。现今重新精准校订经文，重在完整保留印度语密意，祈愿总持法门永不坠没，誓令智慧火炬长放光明。虽两地文字形体各异，但唐音梵韵可相和鸣。务使中华天竺音韵协调，远迩语言相通，为修行者开辟坦途，令圣者深意得显。全书阐明密法精要，共成三十卷……伏愿见闻此经者皆得利益，悉发觉悟之心；读诵受持者心怀法味，同证安乐圣果。谨以此与诸位同道共勉，期望利益未来众生。佛法引导无量无边，唯深怀敬仰之心。自知见闻浅陋，暂且记述此序。

我国唐代的密宗，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到咸通时期已经像强弓射出的箭到了末程那样衰微。密宗大师惠果之后，只剩下法全和造玄两位传承者。日本"入唐八家"从空海到圆珍，都是在贞元至咸通年间来到唐朝，先后跟随惠果、法全和造玄学习密宗。日本大村西崖博士在其著作《密教发达志》第五卷中论述唐代密宗时说："法全去世之后，就再没有听说有精通的宗师出现，五代以后，传承脉络完全无从查考了。"

从行琳的序文以及他所居住的上都大安国寺来看，可以肯定他的学问是有师承渊源的。大安国寺在唐代是长安著名的寺院之一，中唐以后，各个宗派的学僧多在此居住。《宋高僧传》记载了唐代大安国寺十余位僧人的传记，但未见行琳的传记。这部经典和行琳序文的发现正好弥补了史籍的缺失。而且我们知道，辽代佛教的特征之一就是密宗的复兴，著名的辽代僧人如觉苑、道㲀等人，都著有密宗的章疏著作。因此唐末行琳这部《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传入辽、金时期，就受到重视，而且三十卷全部刻在石板上，收藏在云居寺中，为唐代密宗的传承保存下一部珍贵的文献。这部著作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是密教陀罗尼的集大成之作，更是研究唐代中印音韵学的宝贵资料。

另外，像辽代著名学问僧思孝的遗作《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的发现，让我们弄清楚了《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的真正作者以及它的修订过程，解决了历代以来的错误传闻。这部共二十二卷的著作，曾经出现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的“泰、岱”两帙中。《至元录》将它简称为《一切佛菩萨名集》，并记载作者是“沙门思孝集”，这个说法一直被佛教研究者沿用，从未怀疑。但从上面提到的思孝“序文”来看，这部《名号集》其实是辽国利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太子寺的僧人德云所编集，后来由纯慧大师非浊参照宋朝新译的经典以及契丹翻译的诸多佛经加以补充才完成的。思孝只是为这部集子写了一篇序文。石经中这部集的卷首也明确题为“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集”。所以，向来称这部集子是“思孝集”，显然是错误的。思孝的序文长达一千六百多字，落款题为“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奉诏撰”，末尾记有“时皇朝七代岁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律中大吕蓂生十叶午时序讫”，他的序文大致说：

当时有燕京弘法寺负责校勘的谏议大夫昌黎人志德，呈献《明咒集》共三十卷，汇集了整部大藏经中的所有神咒。上京临潢府的僧录纯慧大师沙门非浊，呈献《名号集》二十二卷，摘录了整部大藏经中的所有佛菩萨名号。……《明咒集》原本有序文，《名号集》开头却没有说明。辽兴宗皇帝担心远方后人无法了解其中缘由，特命才学浅薄的我略述其编撰宗旨。

这部集子是德云法师编纂的。法师本是保静人，俗家姓清河，家中世代传承儒家学问，他本人博览诗书，擅长书法诗文，兼具福德与智慧。因厌倦世俗尘垢遮蔽真性，欣慕佛法滋味清净心神。最初在析津府崇仁寺出家，受持沙弥戒，最终于永昌军太子招斗提逗潜心闭关，专心转读大藏经。收摄心神专注一念，连续十年精勤不息，深入探究佛法奥义，正念存养心性实相。......由此披阅经律论三藏教法，采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名号......名称与本质完全相同的，便不再重复记录；若遇名称相同而疑为不同本体的，也一并收录。编纂成一部典籍，分为两个门类。......奈何机缘未契，忽逢大限来临而逝。弘法之道因失去传承而中断，编纂成果险些散佚，因受托之人地位微渺，历经多年周折。

后来遇到海山纯慧大师，他乘船渡海而来，如云彩离开岛屿般远行，随身只带着钵盂和锡杖，像浮萍般暂时寄居在那座寺院。他讲解《华严经》，唱诵圆满教典，传授《金刚经》和三聚净戒。......本州的僧政沙门法常，本寺的僧首沙门义鉴，虔诚守护着前人留下的经卷......便将经卷托付给他们，期望能够弘扬佛法。浊公因此欣喜于这难得的缘分得以相遇，怀着弘扬佛法的宏大愿望而毫不推辞。仔细翻阅时发现经卷像残缺的宝珠，反复检视尚未成为完整的珍宝。由于宋朝新译的经典和我国新增的经书数量很多，都说未曾得见。于是决定刻石补全，期望能圆满功德，既为新译经典增添名目，又为旧有经卷增加内容。

世尊在累圣殿中与皇帝相会，参加法会时，将自己编纂的经集恭敬呈献。皇帝亲自批阅后……随即颁布诏令，交付主管官员，命其刻印经文，使未解佛法者得以知晓。……圣上思虑如此周全，因而记录此事。

思孝和非浊都是辽代著名的高僧，受到兴宗和道宗两位皇帝的重用。金朝王寂所写的《辽东行部记》中记载了思孝的简要生平。思孝居住在中京道的觉花岛（今天山海关外兴城县南海中的菊花岛）海云寺。《行部记》中称赞他"修行境界超群，名声传遍天下"，可以想见他在当时的声望。高丽僧人义天到宋朝和辽国收集佛教经典时，曾收集到思孝所著的经律章疏二十多部，可惜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丁酉年日本学者冢本善隆、小笠原宣秀、野上俊静、小川贯一等人合著的《佛教史概说·中国篇》，在辽金时代章节中提到思孝时也惋惜地说："思孝著述很多，恐怕是辽代首屈一指的学僧，但是一部也没有传下来，实在可惜。"房山石经保存了思孝这篇序文，不仅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思孝在佛学和文学方面的造诣，弥补了过去的遗憾，而且也为研究辽代佛教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

再比如，唐玄宗的《御注金刚般若经》被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根据佛教史书记载：“开元二十四年，皇帝亲自为《金刚般若经》作注，下诏颁行天下，资助宣讲。”（《宋高僧传》卷十四《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记载有《御注金刚般若经疏宣演》（简称《金刚宣演疏》）六卷，这是当时唐长安青龙寺道氤奉命讲解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著作（见《宋高僧传》卷五《道氤传》）。可见唐玄宗的御注《金刚般若经》在当时是非常受重视的，但这部“御注”没有被收进大藏经，没有流传下来。这部“御注”《金刚经》有玄宗的自序，注解末尾还有题记说：“右经于开元二十三乙亥年六月三日，由京城佛教首领僧思有上表请求，至九月十五日经书完成，全城备齐礼仪在通洛门奉迎。当天上表庆贺，便请求颁行天下，抄写本入藏，宣令交付史馆。当月十八日在敬爱寺设斋庆贺赞叹，同时请来宦官使者、王公宰相百官〔下缺数字〕”以下还有某某书写，某某初校、再校、三校，某某装订，某某监造等。这段题记充分说明此书问世的慎重过程，可以弥补佛教史书的缺漏。而唐玄宗的自序，更可以了解当时朝廷如何利用佛教来辅助政治的。同时在序中，唐玄宗列举了他御注《孝经》、《道德经》和这部《金刚般若经》的情况和宗旨，为我们研究李唐王朝如何融合儒、释、道，实行三教并用等情况提供了资料。就调和佛道二教的情况看，唐睿宗在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的诏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佛教经典与道教玄学，道理相同而表现方式不同，拯救百姓、教化世俗，虽然教义有别但功效相当。”（《旧唐书·睿宗本纪》）在房山石经的一些题记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实例。如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提到的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奏请颁赐唐朝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房山云居寺石经底本的金仙长公主，就是一位女道士。此外，长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所刻《观世音经》题记中有“燕州白鹤观南岳子焦履虚”的题名。《大般若经》卷一百一十一的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周藏真”，同经卷四百二十一的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紫雰”，同经卷四百三十三的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张乘鹤”等。这些道教徒参与刻造佛教经典的事实，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房山石经中，许多经文后面都刻有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比如，许多题记中刻有刻经人的官职头衔，有些可以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有些则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仅从唐、辽两代经碑附记中列出的刻经人官职来看，就大大补充了《新唐书》《旧唐书》和《辽史》官职志记载的缺失。再比如，一些题记中列出了当时捐资刻经的各行各业的详细名单，仅就唐代而言，初步统计出现的行业就有三十多种，这对研究唐代北方工商业发展情况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此外，在研究历代书法艺术、雕刻技艺、文字演变（例如：俗体字、异体字、简化字、武周时期新造字等）方面，房山石经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房山云居寺石经》这本书，仅仅挑选印制了其中极小一部分经文、题记、碑铭的拓片，尝试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