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一切经音义

听说在纯朴的风气被破坏、道德变得淡薄之后，人们才开始讲求仁义。废弃了结绳记事的办法，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卜，于是文字就创造出来了。人们抬头观察天上的星象，低头察看地上的形状，仓颉最先创造了古文，史籀又把它编成了大篆。就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改变。篆书和古文，在使用上只有些微的差别。到了周代，保氏这个官职负责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用“六书”来教导他们。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和用字的基本方法。即便是虫书篆体改变了字形，古今文字有所不同，但只要离开了这六书，就都是错误的。春秋末年，保氏的教育被废弃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考订整理籀文，另外创造了小篆。官吏们为了书写简便，字体的变化就逐渐出现错误。程邈又改了文字，这就是隶书的起源。汉朝兴起后，重视文字学，杨雄写了《训纂》八十九章，班固又增加了十三章，各种书籍里用的字，大体上就完备了。后汉的许慎，汇集了古文、籀文、篆书等各家的学问，编出目录五百四十篇，根据隶书来作注解，写成了《说文解字》。当时蔡伯喈也在经学被毁坏之后，请求审定并统一五经的文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口，这就是“石经”。还有吕忱写了《字林》五篇，来补充许慎和蔡邕的遗漏。到了唐朝，设立了《说文》、石经、《字林》这些学问。大历年间，命令孝廉生颜传经、国子司业张参等人审定五经，确定文字的正确写法。后来又出现了《字统》、《字镜》、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张𭟺的《考声》、《韵谱》、《韵英》、《韵集》、《韵略》等书。这些著述很多，有的增加，有的减少，互相并存。它们都能贯通三史，引用九经作为证据。如果这些文字有明确的含义，那么它们所表达的义理也就不会有差错。音义这类著作的兴起，自然有它的来历。更何况是佛陀的教诲呢？四部《阿含经》的精妙经典，在权巧的法门中谈论有相；八部大乘的纯真教法，在真实的境界中彰显无为。真谛和俗谛并举，汉语和梵语都包含，借助声音、概念、句子、文字作为表达的工具，来表明觉悟、涅槃是最终要证悟的。佛法从印度传来，翻译后传播到中国。前后翻译经论，古今抄写经典，说起梵语的读音，就有一个字两种用法，在十二个韵母中搞错了平仄声；几个字同归一种情况，对“体”、“业”等八个格的变化感到疑惑。考察笔画和点画，就像“棪”和“掞”，容易在手和木之间搞乱；“帐”和“怅”，容易在心字旁和巾字旁之间混淆；“𢓎”和“󱶂”，容易在双人旁和单人旁上出错；“祼”和“裸”，容易在衣字旁和示字旁上分辨不清；“謟”和“諂”，不知道哪个是从“舀”，哪个是从“󱯁”；“壮”和“牡”，分不清它们是从“牛”还是从“爿”；“少”和“斫”混淆了“戍”和“戟”的字形；“无”和“点”因为缺少一点而导致“富”字写错。像这一类错误，实在很多。如果不仔细考证研究，就会逐渐背离佛法的要义。所以唐朝初期有位僧人叫玄应，他独自拥有了先觉的智慧，天生就知晓一切。他明白汉语和梵语的发音区别，能识别古今的奇字。最先发起这个志向，努力进行广泛详细的研究。从古《华严经》开始，到《顺正理论》结束，撰写了《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接着又有僧人慧苑，撰写了《新华严经音义》二卷。又有僧人云公，撰写了《涅槃经音义》二卷。还有大慈恩寺的基法师，撰写了《法华经音训》一卷。这些著作有的没有涵盖全部佛经，有的只局限在一部经上。查找起来往往有缺漏，编排记录也不按顺序。到了唐朝建中末年，有位僧人叫慧琳，他对内精通佛法的密宗教义，进入了真言总持的法门；对外研究世俗的学问，探究文字的精粹。印度声明学的精妙，中国音韵学的玄奥，他既从老师那里完整继承，又源源不断地传授给后来的学者。他安下心用了二十年，阅读了所有佛经，撰写了《一切经音义》总共一百卷。依照《开元释教录》，从《大般若经》开始，到《护命法》结束。他所注音的众经，共有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从《开元释教录》编成以后，又相继翻译出了经、论以及拾遗的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到《读开元释教录》，总共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这些在前面的音义里没有收录，现在续补的就是这些内容。我认为，总持寺抄主无碍大师，天生睿智，神授英明聪慧，能通讲各类佛经，普遍研究各种章疏和抄本。他以传承佛法灯火为己任，以利益众生为心愿。看到音义这本书还不完整，担心查阅经文时有缺失。于是写信给我这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嘱咐我来完成这项工作。我只好趁着这点光亮（指自己的浅薄才学），奉献出微薄的力量。然而，对于文字的解释，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对于义理的阐释，有的浅显有的深刻。汉语和梵语的对译，古今的异同，虽然有前人的著作可以依据，但还是要等待将来的高明之士，希望能再次详细审阅，这样大概就不会有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