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官员上奏说：我们部门遵照历年来的赦免诏书和特别命令，负责批准修建佛堂和剃度僧尼等事务。我们深知陛下您是为了护持佛教、救济众生，这完全是出于您圣明的慈悲心，谁不为此感动呢？这并非为了把寺庙修建得华丽壮观，也不是要过度地剃度僧尼，导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耗尽物力。但最近，天下各地似乎没有完全领会圣上的本意。修建寺庙的风气越来越盛，剃度僧尼也越来越泛滥，大家互相攀比奢侈浪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们担心老百姓会因此受苦。臣等既然负责这个部门，不敢玩忽职守。现在正是陛下励精图治、广纳谏言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小臣竭尽忠诚、直言不讳的时候。因此恳请陛下批准我们的奏请，明确订立新的规矩，永远革除过去的弊端，让天下人都知道禁令。这样，佛法才能长久流传，百姓也不会叫苦抱怨。当时的宰相大臣也因此事进言说：我们认为，西方传来的佛教，以清净为根本宗旨，以救度众生为事业。国家弘扬佛法已久，确实有助于教化民风。但是，如果剃度僧尼不严格精选，就会导致戒律败坏；如果建造寺庙没有节制，就会造成过度的损耗和浪费。有关部门提出这些意见，确实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过，凡事需要权衡考虑，采取适中的办法，才能长久实行。建议今后，除了各州遵照原先敕令已经设置的寺庙之外，如果确实有风景名胜之地、名山、灵验的遗迹或古迹，值得留意、并且广为人知的地方，可以酌情允许修建寺庙，但必须沿用旧有的名称。另外，那些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旅客往来密集的县城，如果当地民众愿意依靠香火供养，以方便渡口和桥梁的维护，也可以酌情允许各自设置一所寺院。从州里的僧人中抽调三到五人前去住持管理。还有一些地方，山路险峻难行，路途危险艰苦，瘦弱的车马和沉重的货物需要暂时歇脚停留，也可以酌情允许在原有基础上，设置一些小型的修行场所。所有这些修建，都必须是由有财力的人自己发心出资营造，绝不能让奸猾之徒借此机会强行向乡里百姓摊派敛财。除此之外，一律不得擅自兴建。如果是奉其他特别诏令处理的，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至于僧尼泛滥的根源，都是因为私下剃度。佛教本身的戒律是禁止这样做的，朝廷的条律也极其严格。私下剃度容易藏匿奸人，必须坚决禁止。违犯者按照原先的敕令定罪处罚后，还要详细写明其籍贯、姓名上报祠部，注销其僧籍文书。对于官方正式剃度的僧尼，如果名额内有空缺，就要求本州召集通晓戒律的僧众共同商议，挑选那些聪明、有悟性、已经经过修行锻炼、可以传授和学习佛法的人来剃度。贵在让真正懂教法的人进入僧团，不要只以年龄大小作为标准。如果只求年长的，恐怕难以奉持戒律仪轨。剃度完成后，同样要详细写明其籍贯、姓名，申报祠部请求颁发度牒。僧人中如果有志向坚定、修行精进，愿意寻访明师、求访佛道的人，只要持有本州官府出具的证明文书，就允许他云游四方，无论远近。所到之处的关防检查，务必仔细察验，不要让真假僧人混杂，藏匿庇护奸邪之人。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

咸通二年，皇帝因为沉迷佛教，荒废了朝政。左散骑常侍萧仿上书劝谏说：“我听说，我们祖先的道理，是把仁慈节俭放在首位；孔圣人的教化，是以仁义为根本。至于佛教，那是世俗之外的教法，不是帝王应该崇尚的。过去贞观年间，高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因为长孙皇后生病，上书请求剃度僧人，来为皇后祈福。皇后却说：‘佛教是外来的教法，可以存在，但不必去推崇它。怎么能因为我一个女子，就扰乱国家的根本制度呢？’所以她去世后被谥为‘文德’。您看，一位皇后的见解，尚且能如此明智，那么一位圣明君王的心，怎么可以反而做不到呢？”奏疏呈上后，皇帝非常赞赏他的意见。

六年的时候，尚书右丞李蔚又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孔子是圣人，说话总要引用周任的话；苻融是贤人，劝谏总要引用王猛的议论。这是因为做事要效法古人，言辞贵在表达真情。陛下自从继承皇位以来，一直推崇佛教事务。我选取本朝名臣的奏章言论，来证明奉行佛教的根本要点。

武则天时期，曾经要建造大佛像，狄仁杰劝谏说：工程不能让鬼来干，必然要役使百姓；材料不会从天而降，都要从地上出产。

唐中宗时期，公主和皇亲国戚奏请剃度僧尼，姚崇劝谏说：佛不在身外，要从内心去求。

唐睿宗为金仙、玉真两位公主建造两座道观，辛替否劝谏说：自从夏天以来，大雨下个不停，田里的谷子都荒了，场上的麦子都烂了。陛下是圣人，远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陛下是明君，小的事情没有看不见的。却要建造不急需的宫观，招来天下人的怨恨。他又劝谏建造寺庙说：佛教以清净为基础，以慈悲为根本。如今在春、夏、秋三季农忙月份，挖掘池塘，是伤害生命；耗尽国库，是损害百姓；扩建殿宇，是劳役身体。伤害生命就不慈悲，损害百姓就不能救助众生，劳役身体就不清净。

我看狄仁杰，是武则天时期的重臣；姚崇，是开元时期的贤相；辛替否，是睿宗时期的直臣。每次读到这些话，没有不放下书卷，叹息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恳请陛下仔细思考前代事情的安危，阅览过去贤臣的奏章，在营造修建方面，应当稍作停止和减少。

奏疏呈上后，皇帝下诏嘉奖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