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苦恼《楞伽经》难以读懂，又难以得到好的版本。恰逢南都退休的太子太保张公施舍这部经，而眉山的苏子瞻（苏轼）为它书写并刻版，作为金山寺的常住经典。金山寺的长老佛印大师子元将经本寄给我，我为此写下这些话：

佛所说的经典，总共有十二部，数量多达五千卷。在正法盛行的时代，有人听到半句偈颂、得到一句话就能悟入佛法，这样的人多得不可计量。到了像法、末法时期，距离佛陀时代已远，人们才开始沉溺于文字，有了像入海数沙般的困扰，而对于那真实的体性，却渐渐不能理解了。于是有祖师出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教外别传。在举止言谈的瞬间，那些根器锐利的人，已经亲眼目睹而领悟了。所以云门文偃禅师甚至呵骂佛像，而药山惟俨禅师禁止人读经，都是这个意思。从此，离开佛的言教就叫做“禅”，脱离经文的义理就叫做“玄”。所以学佛的人必定诋毁禅，而忌讳谈义理的人也必定尊崇玄。两家的门徒，互相非议，却不知道它们是相互为用的。

况且禅定，本是六度之一，难道和佛法是不同的吗？我认为禅出自于佛，而玄出自于义理。不因为佛法而废弃禅，也不因为玄妙而废弃义理，那就接近正道了。冉求问：“听到了道理就去做吗？”孔子说：“听到了就去做。”子路问：“听到了道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求性格退缩，所以鼓励他前进；子路勇猛过人，所以让他谦退。说法哪有固定不变的呢？只是为了纠正偏颇罢了。学佛的弊端，到了沉溺经文、迷惑于文句含义，而人们不能体会玄妙宗旨时，就用讲禅来补救。学禅的弊端，到了追逐空谈、玩弄华丽辩论，而人们不能明了真实义理时，就用讲佛经来补救。二者互相补救，佛法就完备了。

从前达摩祖师西来，已经将心印传给二祖慧可，并且说：“我有《楞伽经》四卷，也用来付嘱给你，这就是如来心地法门的要旨，能让一切众生开示悟入。”这也是佛法与禅法一同传授，玄旨与义理一并付嘱。到了五祖弘忍，才开始改用《金刚经》传授。所以六祖惠能听到客人读《金刚经》，就问这部经从哪里来。客人说：“我从蕲州黄梅县东面的五祖山来。五祖大师常常劝告僧俗大众，只要持诵《金刚经》，就能自己见性成佛了。”那么，持诵《金刚经》的风气，是从五祖开始的。所以《金刚经》因此而盛行于世，而《楞伽经》于是失传了。如今这部经能够流传，实在是张公倡导的功劳。

我路过南都，拜见张公，亲自听他说起与《楞伽经》的因缘始末。张公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的职位外放担任滁州知州。有一天，他进入琅琊山的僧房，看见一个经函，打开一看，竟然是《楞伽经》。他恍然觉得这是自己前世所书写的，笔画清晰依旧，那种神识先前领受的感觉非常明显。我听说羊叔子（羊祜）五岁的时候，让乳母去拿他以前玩的金环。乳母对他说：“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羊祜就自己到邻居李家的东墙桑树中，摸索找到了它。主人家惊讶地说：“这是我死去的儿子丢失的东西，你怎么拿走了？”乳母详细说明了情况，才知道羊祜的前身就是李家的儿子。白乐天（白居易）刚生七个月，乳母指着“之”、“无”两个字试验他，即使试上百次也不会错。九岁时，他就精通声律。史家认为这是他专注于文章，是天生的禀赋，而乐天自己则认为是过去世修习的因缘。人以这个真实不灭的本性，在天地之间经历死生去来，轮回的世代次数，即使用尽天下的草木来做算筹，也无法计算清楚。然而因为沉沦于生死，神识疲劳耗损，不能再记起前世，只有心性圆明、不昏昧的人才知道。

像张公这样，以杰出的文章策论，两次考中制科，登上侍从官员之位，执掌国家权柄，在朝廷出入超过四十年，风采功业，传播于众人耳目，那么他的前身曾是一位大善知识，是毫无疑问的。他能记忆前世的事情，难道不令人信服吗？所以，趁读这部新印的《楞伽经》之机，将它的流传因缘记录在经书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