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唯识论证义

《成唯识论证义》为什么要写呢？是因为慈恩大师的注疏已经失传，学习唯识的人彷徨不知该跟随什么指引，所以才写的。那么为什么不称作“补疏”呢？回答说：称作“补疏”怎么敢呢？我怎么敢自信没有一句话与慈恩大师相抵触呢？只要有一句话与慈恩大师相违背，却称作“补疏”，怎么敢呢？而且我还希望古疏万一能重新出现呢。它名为“证义”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取大藏经中大小乘经论以及《华严疏钞》、《宗镜录》等典籍里正确解释唯识的文字，来印证成立《成唯识论》的义理，而不敢凭自己的意思来作注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八识、四智这些心行的相状非常微细，难以清楚了解，是圣者智慧所知的境界，不是凡夫的心量可以测度的。所以如果不用至教量来判定，没有不穿凿附会、胡乱解释的。如今那些自以为是、纷纷给出的解释，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然而只要有一句话没有经过印证、没有经过商讨，那就都不是正确的量（非量），而不是比量，怎么能窥测到现量的境界呢？

心只有一个而已，把它分裂成八识、九识，不怕支离破碎吗？回答说：一心的体性名为真如。真如具有“不变”和“随缘”两种含义。从“不变”的心来说，说“一”都不可得，何况有“八”呢？从“随缘”的心来说，说“八万四千”都不足以穷尽它，怎么能认为分为“八识”是支离破碎呢？真心即事即理，即相即性，即空即色，即智即如，即圆融即次第，即真如即生灭，这就是所谓的一法界。迷失了一法界，就仿佛成了二分。由此能取的部分成为“见分”，所取的部分成为“相分”。见分成为内在的自我，相分成为外在的他我。自我和他我的相一旦确立，这个“相”就成了我们起心动念的根源。于是起一个念头，做一件事，虽然善恶有别，香臭不同，但归根结底都落入了“有我”。即使努力修行六度万行，也只是凡夫的六度万行，而不是圣人的六度万行。在生死大海中流浪，不得出离；在善恶道路上辗转，无时休息。三教的圣人深知病根就在这里，所以不约而同地说“无我”。好比高明的医生必须用药除去病根，所以不得不相同啊。《大学》说：要“正心”必须先“诚意”，要“诚意”必须先“致知”，而“致知”在于“格物”。“物”是相对于“我”来说的。物与我对立，就像两座山，彼此无法相通。“格”就是“到”的意思。对立就仿佛成了两个，“到”了就合一了。所以“格物”也是“无我”的别称啊。如果不是“我”在作祟，那么心哪里需要“正”了之后才正？意哪里需要“诚”了之后才诚呢？

孟子把孩童爱父母、敬兄长的本能称作良知良能，而后来又说：“有德行的人，就是没有失去他那婴儿般纯真之心的人。”婴儿般的心只有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没有分别思虑，这正是第七识起作用的时候。高兴时，人固然爱他的父母，这叫“俱生贪”；发怒时，即使是野兽也会憎恨它的父母，这叫“俱生嗔”。把这当作仁义，就与孔子门下“无我”的宗旨相悖了。西方的圣人（指佛陀）怜悯众生难以分辨贼与子（指妄心与真心），真与妄容易混淆，所以不得已而将一心分为八识、九识。就众生迷失一法界的地方，安立了第七识；就众生起心动念的地方，安立了第六识；就那不变的本体能够受熏、持种的地方，安立了第八识。又因为第八识的行相微细难知，就它在“外门转”（缘外境）的方面，分出眼、耳、鼻、舌、身五识，来对应色、声、香、味、触，从而构成色法、心法二法。这是为了让人们了知，第八识本来没有染污，是因为第七识执着它而变得染污，所以得到了“阿赖耶”（藏识）这个名字。圣人（指佛）舍离了这种染污执着，所以将圣人的第八识立为第九识（庵摩罗识，无垢识）。说是圣人不得已而勉强划分，是可以的。然而，确实有迷失一法界的地方，确实有起心动念的地方，确实有不变的本体持种受熏的地方，确实有在外门转的地方，那么说八种识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并非圣人强行划分的，也是可以的。这就好比黄帝、岐伯论述阴阳、阐明脏腑经络的原委，俞跗的洗肠涤胃，扁鹊的洞见五脏症结，华佗的内照图。医生不懂这些，也就不可以称作医生，不能治病救人了。所以学道的人如果不明白唯识的宗旨，那么即使聪明辩才能盖过一世，也终究免不了对真如佛性笼统模糊、似是而非。如今天下谈论道的人很多，但真正见道的人却一个也没有，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然而这九识，从它们的体性来说，一个第八识就足以统摄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五识就是相分，第六、七识就是见分，第八识就是自证分，而第九识也可以说是自证分（的清净层面）。从它们的功用来说，一个第六识就足以穷尽了。为什么呢？因为善性、恶性、无记性三性，现量、比量、非量三量，性境、带质境、独影境三境，以及五十一个心所法，第六识无不具备，而且凡圣、染净的一切情况无不包含。由散乱心进入禅定，由凡夫进入圣位，都是依靠第六识能观察的力量，不是其他识能做到的。所以虽然分为八识、九识，又何尝不是一体呢？又哪里有什么支离破碎呢？

有人说：《俗诠》刻印时，你为它作了序；《集解》刻印时，你又为它作了序，而且好像很赞许它们，那么这本《证义》就可以不用刻印了。你却急切地从事此事，竭力支撑病体进行校订，耗尽了精力心思，以至于濒临危险，虽说为法捐躯，能避免博取名声的嫌疑吗？回答说：我先前在给蕴璞的信中已经提到过：在当今之世谈论佛法，就好像在闹市中卖“平天冠”（帝王之冠），有谁会看得上眼呢？我一个年老多病的穷书生，博得个“会禅”的名声满天下，想干什么呢？《俗诠》的写作，我曾参与商讨订正，等到它刻印时，采纳与不采纳我的意见，大概各占一半。《集解》的见解，与我的看法相合的地方比较多，但不合的地方也时常有。我的见解尚未确定的，不敢不放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而我的见解已经确定的，也不敢随便附和。这就是《证义》所以要刻印的原因。假使当初我没有生病，能够与那两位法师反复研究辩论，求得一致的见解，写成一家之言，那么《证义》确实可以不用刻印。而最终到了不惜捐弃生命进行校订，以考虑流通的地步，好像是在和那两位法师竞争名声似的，这哪里是我愿意的呢？求学的人若能体察我的诚心，并且专心深入地探究，那么将来在龙华会上（指弥勒佛降生说法的法会），这本书就是我的见面礼（羔雉，指士相见的礼品）。而我即使早晚忽然去世，像露水一样消逝，也胜过像野鸭驾着大雁，凌越倒影去朝见太清仙境（指道家飞升），不止好过一点点啊。

万历癸丑年六月十九日，病困居士王肯堂（字宇泰）勉力支撑病体，亲自写下这篇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