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每张纸的折痕处都标有“支那”二字，原稿本没有这个标记。一般典籍在折痕处标注“支那撰述”，是为了与天竺、日本的著作区分开。现在这里标“支那”，想必也是这个用意。那么，碑文称“支那撰述”是可以的，但这部传记是海东的崔致远所作，实际上是海东的著述，为什么也标“支那”呢？

第一张右侧：崔致远的传记见于《东国通鉴》第十一卷，另外《唐书·艺文志》记载他的文集有二十卷，在高丽流传的文集则有三十卷。《纂灵记》是贤首撰写的，此事见于第九张，但其中提到“撰藏公别录”，按《华严玄谈》所说，《纂灵记》后来经过修饰，这些也是后人添加的文字，所以才这样说。

“井识”出自《庄子·秋水篇》，讲的是井底之蛙见识极小。韩愈《原道》也说：“坐井而观天，说天小的人，不是天真的小，而是自己眼界狭窄。”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中写道：“井识管窥，多慚博练。”《出三藏记集》中昙无谶的传记也说：“坎井之识，久迷大方。”

第八行：“大史公”的“大”字，原稿本写作“太”。

左一行：“盈数”就是十这个数字。

左三行：“坚固心”的“坚”字，原稿本写作“牢”，是濬妄改的。

左五行：“书云措诸枉思无邪”——“措诸枉”出自《论语》，“思无邪”出自《毛诗》。

左六行：“经曰为净土是道场”等句，出自《净名经》。

第五张图：建康。康元本写作“业”。根据《广舆记》记载，江宁府的情况是：东吴从京口迁都到这里，叫建业；到了晋朝，才改名为建康。因为濬觉得，古代名字叫建业，后来既然改成了建康，就不能再叫建业了，所以把“业”改成了“康”。但他哪里知道，书籍和传记里提到地名，常常会用以前的老名字呢？○：地婆诃罗（这里解释为“日昭”）。元本把“罗”写作“国”，这其实是笔误。濬在云本里备注说：“国”应该写作“罗”。大概是濬看到这个错误，就以为整篇错误很多。实际上，濬修改的地方，只有这一处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凡是读过《三经五论》的人，都知道“地婆诃罗”这个词，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日昭”的“昭”字，元本写作“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