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前对于佛教是怎样的情形呢？
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佛教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北魏崛起于极北鲜卑游牧民族，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才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释老志载着拓跋珪的诏书说：
北魏是从北方草原的鲜卑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到了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为“魏”，把都城迁到平城，开始修建宫殿、建立宗庙、设立祭祀社稷的场所。这样才算是具备了国家的样子，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开始修建佛寺。《释老志》里记载了拓跋珪下的一道诏书，上面说：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殁。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佛法的兴盛，由来已久。它帮助众生的功德，无论生前死后都能默默利益。那些神圣的踪迹和留下的典范，确实可以信赖和依靠。现在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修建装饰佛像，修缮整理寺庙房舍，让信仰佛法的人们，有可以居住和修行的地方。
广弘明集还载拓跋珪的与朗法师书，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领，银钵二枚」。表示敬意。可以想见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广弘明集》里还记载了拓跋珪写给朗法师的信，他派使者给太山的朗和尚送去“素绢二十匹，白毡五十条，银钵两个”。这是为了表达敬意。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经过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灭佛法诏说：
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三月，朝廷下了一道消灭佛法的诏书，诏书里说：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从前，东汉末年有昏庸的君主，相信并受到邪门歪道的迷惑，胡乱假托睡梦中的事，去侍奉胡人的妖魔鬼怪，扰乱了上天的常道。自古以来，整个中华大地都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夸大虚妄，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根本不依据人之常情。到了王朝衰败的时期，那些昏君乱主，没有不被这些东西迷惑的。因此，国家的政令教化无法推行，礼仪规范遭到严重破坏，鬼怪邪说盛行，把帝王的法度看得一文不值。
从那时以来，世代接连遭受战乱灾祸，上天的惩罚一再降临，百姓几乎死光了。王畿周围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荒丘废墟。千里之内一片萧条，看不到人烟，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继承上天的统绪，正赶上这衰败困厄的时运，想要清除虚假、确立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代的太平治世。要把所有胡人的神祇全部扫除，消灭它们的踪迹，这样或许就不会愧对华夏的先祖了。从今以后，有胆敢侍奉胡人神祇，以及塑造佛像、泥人、铜人的，全家处死。虽然说是胡人的神，但问问现在的胡人，他们都说没有这回事。这些都是前代汉人中那些无赖之徒，像刘元真、吕伯彊这类人，捡拾胡人的荒诞言论，套用老子、庄子的虚幻说法，添油加醋附会而成的，都不是真实的东西。以至于让国家的法令废弛无法推行，他们实在是罪大恶极的元凶。
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做非同寻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铲除这些历代流传的虚假东西呢？相关官员要通告各地驻军和州刺史：所有佛寺、佛像以及胡人的经典，全部都要砸毁烧掉；出家的僧人无论老少，一律活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之后，又下的一道严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后来北周武帝、唐武宗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通鉴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彊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这当是由于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释老志说：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达禁止藏匿僧人、巫师诏书之后，又发布的一道严厉诏令。诏书命令各州活埋僧人，销毁所有佛像。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后来北周武帝、唐武宗毁灭佛法的情况很相似，佛教徒称之为“三武之灾”。事情的开端是：拓跋焘在太延四年三月，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还俗”。《资治通鉴》记录了这件事，胡三省注释说：“这是因为他们身强力壮，让他们还俗成为平民，以便服兵役和劳役。”第二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又过了两年，皇帝“亲自来到道坛，接受符箓。准备了全套天子的车驾仪仗，旗帜全部用青色”。这大概是因为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魏书·释老志》记载说：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勑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北魏太武帝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还很年轻。他一心想着要建立军功，总是把平定战乱、统一天下当作头等大事。他虽然也尊崇佛教，敬重出家人，但却没有花时间去阅读佛经，深入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后来，他接触到了寇谦之的道教。寇谦之宣扬清静无为的修行，并且展示了一些看似神奇的变化，皇帝就相信了，开始推行他的道术。当时的司徒崔浩，是个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人，皇帝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崔浩信奉寇谦之的道教，特别不相信佛教。他每次跟皇帝谈话，都会多次批评、诋毁佛教。他常说佛教虚妄荒诞，是社会的祸害。皇帝觉得他很有辩才，知识广博，就渐渐相信了他的话。这时，正赶上有个叫盖吴的人在杏城造反，关中地区一片混乱。皇帝于是亲自带兵西征，来到了长安。在这之前，长安的和尚在寺庙里种了麦子。皇帝卫队的马夫把马放到麦田里吃麦子。皇帝进寺庙去看马，寺里的和尚拿出酒来给皇帝的随从官员喝。随从官员进了和尚的便室，发现里面藏着弓箭、长矛和盾牌，就拿出来报告给皇帝。皇帝大怒，说：“这些东西不是出家人该用的，他们一定是和造反的盖吴勾结，图谋害人！”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查办，处死了全寺的僧人。在清查寺庙财产时，发现了大量酿酒的器具，还有各州郡的官员、当地富豪寄存在这里的东西，数量多得数以万计。寺庙里还挖有秘密的地下室，供和尚与富贵人家的女子私下淫乱。皇帝看到和尚们如此不守戒律、违法乱纪，非常愤怒。当时崔浩也跟随皇帝出行，就趁机进一步宣扬他灭佛的主张。皇帝于是下诏，诛杀长安所有的和尚，焚烧捣毁佛像。并且命令留守京城的官员，向全国各地发布命令，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于道教佛教间的冲突。同时也由于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佛寺暗藏兵器，有阴谋反抗嫌疑。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才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这是拓跋焘下达灭佛诏书之前发生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很复杂，不仅仅是因为道教和佛教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因为当时过分推崇佛教，导致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出现了许多不利情况。比如说，僧人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和劳役，虚妄荒诞，成为社会的负担和祸害。佛寺里暗藏兵器，有阴谋造反的嫌疑。还有收留赃物贿赂、败坏社会风气，以及“胡乱制造妖邪”等各种“违法行为”，以至于让国家的法律荒废，无法执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是想“清除虚假，确立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代的治理”，俨然“具有伸张中华王道正统的意义”。我们只有明白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者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和历史意义，才能理解到，这也可能影响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焘死，其孙濬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即下修复佛法诏说：
拓跋焘去世后，他的孙子拓跋濬继位，这就是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对应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他立即颁布了恢复佛教的诏书，诏书中说：
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恠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做皇帝的人，一定要恭敬地信奉神明，彰显仁道。如果有人能给百姓带来好处，帮助大众，就算他生在古代，也要传扬他的风范和功业。所以《春秋》推崇尊崇光明的礼制，祭典记载有功于民的家族。何况释迦如来，他的功德救济大千世界，恩惠流传到尘世。看透生死的人赞叹他通达的见解，读经明理的人看重他微妙的智慧。他帮助王法禁令推行，增益仁爱智慧的善性，排斥各种邪说，开示正觉之道。所以前代以来没有不推崇的，也是我们国家一直尊奉的。世祖太武皇帝开拓边疆，恩德远播，沙门道士中品行善良、真诚纯洁的人，像惠始这一类，无论多远都来，风范道义相互感召，多得如林。但山海深处怪物很多，奸邪之徒得以假托混入，讲寺之中因此有凶恶的党徒。所以先朝抓住他们的罪过，杀掉有罪的人。但官吏误解了旨意，把佛教全部禁断了。景穆皇帝拓跋晃，是文成帝的父亲，常常为此感慨，但正赶上军国多事，没来得及修复。朕继承大业，君临万邦，想继承先人遗志，振兴此道。现在命令各州郡县，在众人聚居的地方，各允许建一座佛塔。任他们使用财物，不设限额。那些喜好佛法、想做沙门的人，不论年老年少，只要是良家出身，品性一向淳厚，没有污点，乡里都知道的，允许他们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郡离得远的十人。各自担当本分，都足以感化恶人向善，传播弘扬佛教之道。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对国家有害的一面。拓跋濬修复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于人民起了安慰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公元四六〇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岗石窟造像的开始了。
拓跋燾毁灭佛法，只看到佛教导致王法废弛、对国家有害的一面。拓跋濬修复佛教，只看到佛教有助于王法禁律、增益仁智善性、对人民起到安慰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年，公元四六〇年，沙门统昙曜禀告皇帝，在京城西边的武州塞凿开山石壁，开凿了五个石窟，每个石窟里雕刻建造一尊佛像，高的有七十尺，次一等的有六十尺，雕刻装饰奇特雄伟，在当时居天下第一。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冈石窟造像的开始。
拓跋濬既于「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于五缎（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其子弘，即献文帝，又于天安元年，（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这可以想见当初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规模已经很大了，耗费已经很多了。
拓跋濬在兴光元年，也就是公元454年秋天，下令让主管官员在五缎级大寺里，为太祖以下的五位皇帝铸造五尊释迦牟尼立像，每尊高一丈六尺，一共用了赤金两万五千斤。他的儿子拓跋弘，就是献文帝，又在天安元年，也就是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修建了永宁寺，建了一座七层佛塔，高三百多尺，底座和架子又宽又大，是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了一尊释迦牟尼立像，高四十三尺，用了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年间，又建了一座三层石佛塔，椽子、栋梁、门楣、柱子，上下层层叠叠，大大小小都是石头做的，高十丈，稳固精巧，是京城一带的壮观景象。从这里可以想见，当初北魏建都平城的时候，修建寺庙佛塔、铸造佛像的规模已经很大了，花费也已经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为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宋顺帝刘准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这可以想见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骤兴的盛况。
拓跋弘死后，他的儿子拓跋宏继位，这就是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也就是宋顺帝刘准昇明元年，公元477年，京城里的寺庙，新的旧的加起来将近一百所，僧人和尼姑有两千多人。各地寺庙有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人和尼姑有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从这里可以想象，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的百年间，也就是公元398年到495年，佛教突然兴盛起来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