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这时向中原迁移的北魏鲜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盘接受汉化的过程，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了。从高祖孝文帝迁洛，经过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敬宗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阳王元修，到孝静帝元善见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萧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师迁邺，是为东魏。从此东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归灭亡。总计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但不知当时京城洛阳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公元五〇〇），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〇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〇〇～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这可以想见最初洛阳龙门三所石窟从景明初到正光四年开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云岗石窟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诩立，是为肃宗孝明帝，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灵太后胡氏的手里。她因略通佛义，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肃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虽说当时对于出家，对于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群臣单从儒家观点，或由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俊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这时李玚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李玚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于灵太后，罚玚金一两。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这些迂阔空谈可置而不论。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先是阳固因宣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谠言表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后表谏不可扰民。后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穟，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遝，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画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祇刼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传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公元五〇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竭，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辄遗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
全文太长，这里只能节录它一部分。案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张普惠手笔。任城王澄奏上，史称「奏可」。但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释老志总结北魏时佛法的流行，说：「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〇）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据魏书纪传和释老志所载，简要地叙述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情形。我们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细读记载这一时期这一史迹的一部专书洛阳伽蓝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