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校注

《洛阳伽蓝记》这本书的作者杨衒之，在《魏书》里没有为他单独写传记。他的姓氏有时写成“阳”，有时写成“羊”，他的家世背景、爵位、籍贯和生卒年份都不太清楚。书的开头写的作者官职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里他自己提到：“永安年间（公元528-529年），我当时担任奉朝请的职务”，“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我因为公务出行，重新游历了洛阳”。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信息了。有人说他曾经当过“期城郡太守”，也有人说他做过“秘书监”，但都不确定真假。

根据他在书开头序言和书尾总结里说的，洛阳修建佛教寺庙佛塔，是从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建造白马寺开始的。到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才只有四十二所佛寺。直到北魏把都城迁到洛阳之后，寺庙数量才突然大量增加起来。

北魏王朝建立后，定都嵩山洛阳一带，信奉佛教的风气越来越兴盛。王公贵族们布施起大象骏马，就像脱掉一双草鞋那样轻松；富豪百姓捐献钱财，如同在路上留下脚印一般自然。于是佛寺密密麻麻排列，宝塔一座挨着一座耸立，大家争着临摹佛陀庄严的法相，仿照山间圣地的影像。黄金装饰的塔尖与皇家灵台比高，宽广的佛殿规模堪比阿房宫。这哪里只是用彩绸装饰梁柱、用朱紫涂料粉刷墙壁那么简单啊！

佛寺最兴盛的时期，洛阳城中足足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后来到了北魏孝静帝天平元年，朝廷迁都到邺城，洛阳渐渐衰败，剩下的寺院还有四百二十一座。

永熙年间天下动荡，朝廷迁都到邺城，洛阳各寺院的僧尼也跟着迁移。到了武定五年，我因公务途经洛阳，重新探访这座古城。只见城墙倒塌，宫殿倾颓，寺院道观化为灰烬，佛塔庙宇沦为荒丘，断墙长满野草，街巷遍布荆棘。野兽在荒废的台阶上打洞做窝，山鸟在庭院树枝间筑巢。嬉戏的孩童和放牛的少年在曾经的大道上徘徊，农民在宫门的废墟上耕种庄稼。当年箕子路过殷墟见麦苗而生感慨，如今我目睹洛阳衰败，才真正体会到《诗经》里那种故国沦丧的悲痛！当初洛阳城内外曾有一千多座寺院，如今满目荒凉，连钟声都难得听见。我怕这段历史被后人遗忘，所以写下这篇记录。

他把洛阳的今昔景象放在一起对比，看着眼前的凄凉，回想当年的繁华，真叫人触目惊心！从前这里的佛寺又多又气派，如今却寥寥无几、破败不堪；过去洛阳是王公贵族、富豪人家纵情享乐的繁华都市，现在却成了农民、牧童耕作歇脚的荒芜之地。这本书表面上记录的是洛阳佛寺的兴衰变迁，字里行间其实藏着作者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虽说迷信佛法不一定会导致亡国，但北魏的灭亡未必和崇佛毫无关系。作者本就不是虔诚的佛教徒，借着写这本书来表达反对佛教的立场，这大概就是他特意创作这部书的初衷吧？

《广弘明集》第六卷中，有一篇题为《叙列代王臣滞惑解》的文章。开头提到唐朝太史令傅奕，他搜集了历史上二十五位讥讽诽谤佛法的官员事迹，编成一部《高识传》，共十卷，其中记载了杨衒之的名字。卷末写道：

杨衒之是北平人，在元魏末年担任秘书监。他看到寺庙修建得宏伟壮丽，耗费大量金银财宝，王公贵族互相攀比竞争，盘剥百姓，于是写了《洛阳伽蓝记》，说明这些人根本不体恤老百姓。后来他上书朝廷，指出佛教宣传的内容虚无荒诞，出家修行完全是白费力气，这些人既不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又无法孝养父母，不过是逃避劳役的人、卑贱的奴仆之流，为了躲避艰苦、追求享乐，根本不是真正修道的人。

他又说，佛经里讲“有所作为”都是虚妄不实的，全都是胡思乱想。出家人明明懂得佛理，却故意把自己的罪过说成是虚妄的。在他的奏章里，还大量引用佛门中人借钱财、搞乞讨的事例，批评这些人贪得无厌、囤积财物不知满足。又说，读佛经的人把自己抬高得像帝王一样尊贵，抄写佛经、绘制佛像的人，对经书佛像也毫无恭敬之心。他请求让出家人像孔子的弟子和道士那样拜见世俗的君王和父母，并将这条规矩记载到国家的史书里。对于行为轻浮、狡诈多端的僧人，请求朝廷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加以约束。只有分辨出他们中谁是真正的修行人、谁是假装的，佛法才可以被尊奉，师徒之间才不会有滥竽充数的情况。这样一来，那些逃避

我们读到这里就能明白，唐朝初年已经有学者认识到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的根本原因，以及他反对佛教的思想立场。原来杨衒之这部书的特点是揭露北魏的王公贵族争先恐后地修建成百上千座豪华壮丽的寺庙佛塔，都是“压榨百姓”，“不顾民众死活”，让当时的百姓流了很多血汗才能建成。“不读《华严经》，哪知道佛家多富贵？”不读《伽蓝记》，就不知道佛教有多浪费。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人。他认为佛法没有什么灵验，完全是白白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害别人来利己。靠剥削过日子，贪得无厌。躲避劳役和税收，不热爱国家。出家修行，却不孝顺父母。地位如同帝王，却不拜见君主。虽然他的思想属于北朝的儒家体系，但和裴延隽、李崇、李玚这些人不同，他们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维护道统着想；而他和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元澄等人一样，反对佛教更侧重在为国家经济、百姓生计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仅在那个时候上书皇帝反对佛教，为北魏君主尽忠，还担心“后世没有流传，所以写了这部《伽蓝记》”，来警告后世所有的人。他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等，不愧被称为“高识”！

他写这本书是有明确目的的，所以认真构思，让它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著作，虽然他还谦虚地说自己“没什么写书的才华”。他说：

要说寺庙的数量，那真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根本不可能全部写下来。现在我所记录的，主要是一些大寺庙。其中那些小的，只要里面记录着跟世间相关的事情，我也会顺便提出来。我先从城里开始写起，再写城外的，并且都会标出它们的门名。我是按照距离的远近来分成五部分的。我的本事算不上写文章，里面肯定有很多遗漏。以后的有学问的人，就请他们来把缺少的地方补上吧。

根据他这本书，我们完全可以准确画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的地图，还能在地图上按城门方向、城内城外街道远近，填上书里记的许多寺庙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位置，都很准确。要不是文字记载条理清楚、系统完整、准确度很高，这能做到吗？寺庙那么多，他只记录大的寺庙，中小寺庙只有涉及年代和事实的才会一起记下来，可见他记载时主次详略都有一定原则。再根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赞这本书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小注。（原注：小注列在正文里，像孩子跟着妈妈一样。）也就是说，既能“去除繁琐”，又能“全部记载”；既接近“有条有理”，又算“广博深厚”。可惜现在这本书的通行版本，正文和小注分不清，早就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后人想还原也就觉得不容易见效了。陈寅恪先生读完《洛阳伽蓝记》后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