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校注

古人对《洛阳伽蓝记》这书的评价，确实不多，而且讲得都很简单。 除了刘知几在《史通》里提到这本书——不过他也只是从某类史书体裁的角度来看—— 其他的人，大多是既从历史方面、也从文学方面来谈论它。 毛晋的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的跋文里是这样说的：

北魏从显祖皇帝开始就喜欢佛学，到了胡太后的时候这种风气就泛滥起来了。这本《洛阳伽蓝记》就是为了记录这些寺庙而写的。书中既描写了佛教寺庙的宏伟，也顺便记录了当时的人文风貌。它记载了园林、歌舞、鬼神、奇闻怪事以及王朝兴衰的不同现象，用来寄托作者的赞美和讽刺，所以这本书不单单是记录寺庙那么简单。作者的文笔优美得像花朵一样芬芳，思路奇特又清新脱俗，即使像卫叔宝那样的风度、王夷甫那样的姿态，也比不上这本书的韵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从北魏太和十七年起，在北魏把洛阳定为都城后，一时之间极为推崇佛教，寺庙建筑的规模在天下排第一。到了永熙年间的战乱，洛阳城变成了废墟。武定五年，杨衒之因公务到洛阳出差，感叹这里的兴衰变迁，于是收集旧闻，追述过去的古迹，写成了这本书。文风华丽优美，内容虽多却不让人感到厌烦，可以跟郦道元的《水经注》相提并论。书中还记载了尔朱荣等人的叛乱史实，叙述详细周到，很多地方都能和史书传记互相印证。其他关于古迹、文化艺术，以及外国的风土人情、路程距离等等，摘录的资料丰富繁多，也足以让人增长见识。刘知几的《史通》说："说秦国人不死，可见把苻生诬蔑得太厉害；蜀国的老人还活着，就知道诸葛亮受了多少冤枉。"蜀国老人的事记载于《魏书·毛脩之传》，秦国人的事正是用了这本书里关于赵逸的记载。刘知几引用依据非常严谨，可见他的说法不是凭空捏造。其他像解读北魏文帝的苗茨碑，纠正戴延之的《西征记》，考据也都非常精深准确。只是把高阳王元雍的楼认为是古诗里说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就不免牵强附会地解释古诗，这算是这本书的小毛病了。

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

杨衒之怀念过去的京城，看到旧都繁华不再，心里难受。他是借着写佛寺的名义，来记录帝都当年的往事。不管是朝廷动乱的原因、皇室宗亲被废立的内情、文化和古迹的情况、园林和桥在什么地方，又或是民间的怪事、外国的风土人情，全都讲得详细清楚，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这些内容补上了魏收书里没写到的东西，成了拓跋氏的一段别样的史书，不只是提供一些稀罕事让文人学者去考证罢了。

现在我们就从这部书的内容出发，来谈谈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第二卷里，明悬尼寺那条写道：

阳渠上有座石头桥，桥有四根柱子，在路南边。桥上的铭文写着：“东汉阳嘉四年，由将作大匠马宪建造。”到了我们北魏孝昌三年，一场大雨冲垮了桥，柱子才开始埋进土里。路北边的两根柱子，到现在还立着。我查了刘澄之的《山川古今记》和戴延之的《西征记》，两本书都说：“这座桥是西晋太康元年造的。”这错得可太远了！我仔细一想，刘澄之这些人都是生活在江南，没到过中原地区，就算因为打仗才偶然路过，但对于古代的事情，多半不是亲眼所见。他们光听路上的传闻就胡乱编造，误导我们这些后来求学的人，这错误已经严重得很了！

杨衒之难道不知道修建桥梁的年份本来只是小事？他也认为不应该牵强附会地错误记载，误导后来的学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要求记录准确、态度严肃。同卷中“建阳里东有绥民里”这一条，是这样说的：

那时有一位隐士名叫赵逸，他说自己是晋武帝时期的人，对晋朝的老故事记得很清楚。他又说：“自从永嘉之乱以来，两百多年间，建立国家、称王称帝的共有十六位君主。我都去过他们建都的城市，亲眼见过他们做的事。这些国家灭亡之后，我看他们的史书，都不是真实记载，没有不是把过错推给别人，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的。符生虽然喜欢逞强、爱好喝酒，但他也仁慈、不随意杀人。看他治理国家的法律，并不算凶残暴虐。等到仔细看他史书上的记载，天下的坏事全堆到他身上了。符坚本来是个贤明的君主，有人为了偷取君位，就胡乱编造他的坏话。所有那些史官，都是这类人。人都看重古代的、轻视当代的，以为古代的一定可信。现在的人，也是活着时被人当傻瓜，死了就变成‘智者’，这真是糊涂到极点了！”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赵逸说：“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不过是个平凡人，等他们死了，墓碑和墓志上没有一个不是把天地间的大德都说尽了，把老百姓能做的善事都写全了。做君王的就说他和尧帝、舜帝并肩，做大臣的就说他和伊尹、皋陶一样。当官的管理百姓，就说连浮虎都仰慕他的清名；执法的官员，就说他很正直，连埋轮断事也比不上他的耿直。这就是所谓的活着时是强盗跖，死了就成了清廉的伯夷叔齐。胡说八道伤害真理，花里胡哨的词句损害事实。”当时那些写文章的人听到赵逸这番话，都感到很惭愧。

他借着赵逸的那番话，把所有从永嘉年间以来两百多年的史官都骂了个遍，说史书写的都“不是真实记录”；还说当时文人写的墓碑和墓志铭，都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花哨的词语掩盖了真相”。要是他也属于被骂的那一类人，那他“对赵逸的这番话感到惭愧”，我想他就不会把赵逸的故事和言论全记下来。要不是当时确实有赵逸这个人，他不会“凭空捏造”。刘知几评论史书那么严格，也会引用赵逸说的这件事，《四库全书提要》说得没错。史书要做到“真实记录”，谈何容易！班固在《汉书》里评论司马迁时说：“从刘向、扬雄这两位博览群书的大师开始，都称赞司马迁有优秀史官的才能，佩服他擅长叙述事情的道理，分析问题很清晰又不花哨，质朴又不粗俗。他的文字直接，记的事情准确，不随便称赞，也不隐瞒过错，所以才说他的书是‘真实记录’。”司马迁早就给历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对历史学家，首先就要求他记载正确，态度严谨。我们上文已经说过《伽蓝记》记载正确的话了，正是这一点，让这本书很有历史价值。

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北魏首都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庙的兴衰。但作者没有孤立地写这一兴衰现象，就像牵一根头发会带动全身一样，这一兴衰其实和洛阳都市的兴衰、北魏王朝的兴亡都有关系。而洛阳的兴衰、北魏的兴亡，又恰好可以从当时佛教寺庙的兴废这一件事上，差不多完整地反映出来。

总的来说，这部书主要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寺庙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洛阳在经济、文化、人民生活上的情况——从繁荣到衰败的过程。另外，还反映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政治军事上的许多大事，比如高祖迁都洛阳、太后主持朝政、宦官掌权、边疆将领起兵、诸王争立皇位，乃至与南朝的交往、与四邻各民族的关系都有涉及。特别是相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情况。反映了一个王朝从鼎盛走向衰亡、乱事不断、最终灭亡的过程。

总之，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也是反映一个首都、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作品。这是它最大的价值。其中不少史料可以弥补正史《魏书》的缺失，连《资治通鉴》都采用了一部分。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书中关于宋云、惠生等人西行求法的事迹，这在法显之后、玄奘之前，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这些书都已经失传了，就靠这部书保存了一份原本珍贵史料的大概面貌。

我认为，如果作者没有良好的历史写作才能，没有当过符合秘书监督类的官，不熟悉政府档案，不留意当代的文化艺术，也没有深入了解社会的亲身经历、了解现实状况，同时不重视民间口头流传的信息和历史遗迹，那他对史料的收集恐怕不会这么丰富，对史料的组织也不会这么完整。就提供史料这一点来说，他提供了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丰富、翔实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难得一见的史料，这也是他这部书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