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准既闻顾广圻改定洛阳伽蓝记本注之说于其舅，而有「集证」之作。唯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疑与杨记旧观相去甚远，唐晏因是有「洛阳伽蓝记钩沈」之作。晏本满州人，姓瓜尔佳氏，淸社既屋，始改氏唐，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进士，精于词章书画金石考据之学。民国四年（一九一五）避居沪上，因嫌吴氏集证『限域未淸，混淆不免，虽少胜于旧编，犹未尽夫尘障』，乃『信手钩乙，数则以后，迎刄而解，都已尽卷。』成此「钩沈」一编。唐氏此书全用水经注体裁，涉及寺事市里第宅，例高一格书；附注概低一格；衒之案语，则作夹行。误字意定，以△别之；考订之字，旁以圈别之。又衒之此书，意在借伽蓝而存时事，故搜采「魏书」、「北史」诸书，于记中人物，皆略注大概，而它有足以引证此书者，亦附焉。吴氏集证附图，亦为改订，仍冠篇首。唯就唐氏凡例案之，亦不无可议者，张宗祥「合校本后记」云：（钩沈本）第五卷原本注文，且误入正文，则亦未为尽合也。』「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更擧数例以证其误：如卷一永宁寺浮图一节之「衒之常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等二十一字，应作夹行，而唐本误为注文。又如卷五禅虚寺条「所谓永平里也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唐本列为正文，张氏则以为『此处「注」字幸存，「即汉太上王广处」六字（彬案：应为七字），明系注文，不得误入正文。』诸如此例，可议尚多。要之衒之此书，本文子注不易别析，苟无如隐以前之古本，强为分析，终不免于千虑之失耳。唐氏钩沈上继吴氏集证而作，下启张氏合校本出，因据民国六年潮阳郑氏刋本景印。因系仅供学者比阅，故「集证」与「钩沈」两本，皆以四合一缩印之。
吴若准听了他舅舅顾广圻关于改定《洛阳伽蓝记》本注的说法，就写了《集证》这部作品。只是吴若准版本的正文太简单，子注又太繁琐，他所作的分析，恐怕和杨衒之原书的旧貌相差很远。唐晏因此写了《洛阳伽蓝记钩沈》这部作品。唐晏本是满洲人，姓瓜尔佳氏，清朝灭亡后才改姓唐。他是光绪八年也就是一八八二年的进士，精通词章、书画、金石考据之学。民国四年也就是一九一五年，他避居上海，因为嫌吴氏《集证》划分的界限不清楚，混淆之处难免，虽然比旧本稍好一些，却仍未能完全扫除障碍，于是随手勾画删定了几则，此后便迎刃而解，全部读完，写成了这部《钩沈》。唐晏这部书完全采用《水经注》的体裁，涉及寺庙、市里、第宅的事例，一律提高一格书写，附注一概降低一格，杨衒之的案语则写成夹行，误字根据文意判定，用△号区别，考订的字旁边用圈号区别。另外，杨衒之这部书意在借伽蓝来保存当时的事迹，所以搜集采录了《魏书》《北史》等书，对记中人物都大略加以注释，其他足以引证此书的也附在里面。吴氏《集证》所附的图也作了改订，仍放在篇首。只是就唐氏的凡例来考察，也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张宗祥合校本后记说，《钩沈》本第五卷原本的注文，而且误入了正文，那么也不算完全妥当。《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更举出几个例子来证明它的错误，比如卷一永宁寺浮图一节中“衒之常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等二十一个字，应该作夹行，而唐本误作注文。又如卷五禅虚寺条所谓“永平里也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唐本列为正文，张氏则认为这里的“注”字幸存，“即汉太上王广处”六个字，彬案应为七个字，明明是注文，不应误入正文。诸如此类的例子，可商榷的还很多。总之，杨衒之这部书的本文和子注不容易区别分析，如果没有像隐以前那样的古本，勉强加以分析，终究难免千虑一失。唐氏《钩沈》上承吴氏《集证》而作，下启张氏合校本问世，现根据民国六年潮阳郑氏刊本景印，因为仅供学者比照阅读，所以《集证》和《钩沈》两本都用四合一缩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