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今存以明刋如隐堂本、吴琯本为最古。吴氏「集证」、唐氏「钩沈」，大率衍顾广圻之依水经注改析本文子注之绪论，以改明刻本，分析本文子注，且据各本，校正文句，补注事实。唯吴氏所定本文，仅得子注廿分之一；唐氏正之，本文子注，亦不过十与一之比。近人张宗祥因谓：『集证本遂起而分之，然极简略，恐非杨氏之旧，如杨氏旧文，果如吴氏所述，则记文寥寥，注文繁重，作注而非作记矣！杨氏具史才，当不如此。唐氏复因吴氏之简，钩沈本起而正之，……亦未为尽合也。』张氏以为『此书子注之难分，实非水经注之比，……苟无如隐以前之古本可以勘正，实不必泥顾氏之说，强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也。』于是有「合校」之作。张氏此书，即依旧第，唯取各本，记注文字异同，间加考释；附录序跋一卷，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晋、王谟、毛扆、顾广圻、朱赀贵、吴若准、李葆恂、袁廷梼、唐晏诸人关于伽蓝记之序跋；又附吴若准「集证」一卷，于衒之自序，别为补正数事；又附正文二卷，则集吴、唐二氏书所析出之本文而成，间加案语，以纠其失。张氏以本文子注厘析不易，吴唐二书俱有违失，乃循旧本篇第，校正文句而已，有此而后各本得失，展卷了然矣！张氏所取校者，大率限于伽蓝记各本，有如隐堂本、吴琯本、绿君亭本、照旷阁本、汉魏丛书本、集证本、钩沈本等互校，又旁取水经注、晋书、魏书、太平寰宇记、开元释教录等参校。所取校诸籍，未能广采六朝旧籍及释经、僧传、金石文字，为阙憾焉。张氏此稿成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商务印书馆据张氏铁如意馆原稿本影印，兹据影本景印，俾学者比观焉。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现存版本中以明代刊刻的如隐堂本和吴琯本最为古老。吴若准的《集证》、唐晏的《钩沉》，大多延续了顾广圻依照《水经注》体例来分辨原文与子注的思路，以此改动明刻本，区分正文与注解，并且依据各种版本，校订文字，补充注释史实。只是吴氏所确定的正文部分，仅占子注的二十分之一；唐氏加以修正，正文与子注的比例也不过十比一。近人张宗祥因而指出：“《集证》本虽然开始区分正文与子注，但过于简略，恐怕不符合杨氏原著的旧貌。如果杨氏原文真如吴氏所分的那样，那么记文寥寥无几，注文却十分繁重，就成了作注而不是作记了！杨氏具备史家才能，应当不会如此。唐氏又因吴氏之分过于简略，《钩沉》本起来加以纠正……也未能完全恰当。”张氏认为“这本书子注的难以区分，实在不是《水经注》可比的……如果没有比如隐堂本更早的古本可以勘正，实在不必拘泥于顾氏的说法，勉强进行分析，以致重蹈明朝人窜改古籍的覆辙。”于是有了这部“合校本”。张氏这本书，即依照原书的篇章顺序，只汇集各种版本，记录正文与注解的文字差异，间或加以考证解释；附录序跋一卷，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毛晋、王谟、毛扆、顾广圻、朱赍贵、吴若准、李葆恂、袁廷梼、唐晏等人关于《伽蓝记》的序跋；又附录吴若准《集证》一卷，对杨衒之的自序，另外补充修正了几处；再附录正文两卷，则是汇集吴、唐两家书中分析出来的正文部分而成，间或加上按语，以纠正他们的失误。张氏因为正文与子注厘清区分不易，吴、唐两家的书都有错误和缺失，于是遵循旧本的篇目次序，只校订文字语句而已。有了这本书，之后各种版本的得失，打开书卷就一目了然了！张氏用来校勘的版本，大体限于《伽蓝记》的各种本子，有如隐堂本、吴琯本、绿君亭本、照旷阁本、汉魏丛书本、集证本、钩沉本等互相校勘，又旁取《水经注》、《晋书》、《魏书》、《太平寰宇记》、《开元释教录》等书参校。所用来校勘的各类书籍，未能广泛采纳六朝时期的古籍以及佛教经典、僧传、金石文字，这是一个缺憾。张氏这部书稿完成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商务印书馆依据张氏铁如意馆的原稿本影印，现据该影印本再次影印，以便学者对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