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宗
出《旧唐史》等
咸通十二年，賜知玄法師沉檀寶座，高二丈餘。十四年，造綵旛花蓋，敕往鳳翔寺塔，迎佛指骨。四月八日至京，帝御安福門迎拜，入內瞻禮。群臣有諫者，言：「憲宗迎佛骨，尋即晏駕。」帝曰：「朕生得之，死無所恨。」帝每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旨，手錄梵文，而為贊唄。(憲宗時，北方天帝降夢，令中興佛法。帝不承命，愛服金丹，致藥性燥急，內豎畏誅。而深宮秘邃，故有不測之禍也。)
《唐史》赞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有时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着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念常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為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庸主所為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為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款關而修職，直獨高麗莫離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為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為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歟！以太宗盛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為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為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舍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祿，而暗於取舍者哉？或曰：文忠慕韓愈為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為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況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為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勳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出《通載》)
空谷曰：「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作《史记》，班固作西《汉书》，范晔作《东汉书》，陈寿作《三国志》，唐太宗作《晋书》，李延寿作《南、北史》，魏徵作《隋书》，刘昫作《唐书》，司马温，少微、江公，皆作《通鉴》，郑夹漈作《通志》，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揭傒斯作《宋史》，李焘作《宋鉴》，曾子野作《史略》，宋景濂作《元史》，皆以天地之心为心，是曰是，非曰非，不存私意，诸君史笔，如秉龙泉、太阿，杀人活人，无偏无党。佛法，大道也，可尚不可排，苟或可排，则太宗诸子，已排之矣，奚待后世擅其己意者，曲排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