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有超常的智慧，才能练就超常的眼光；必须要有超常的天赋，才能承担超常的事业；必须要有超常的修养，才能创立超常的格言。正因如此，他汇集了一方山川的灵气，成为一代人物中的英豪；他展现了一生学问的底蕴，成为一教人天的楷模。他的气质清朗，见解明澈，心力勇猛，行动果断，收获真实，所以他表达出来的语言，能够领悟古人不曾传授的要旨，拓展古人未曾阐发的内涵，足以成为后人参究的案例、指引的方向、前进的阶梯。我就在大巍禅师所著的《竹室集》中看到了这一点。

禅师法名净伦，号大巍，原本是云南昆明康氏家族的人。父亲名泰，母亲姓何，生于明宣德丁未年（1427年）。禅师幼年时就超群脱俗，正统庚申年（1440年）出家，礼拜太华山无极泰和尚学习禅法。天顺癸未年（1463年）从浮山古庭和尚那里得法，成为临济宗第二十四代传人，在蒲团上苦修，完全领会了深奥的禅理。成化乙酉年（1465年）在京城东边住锡，开创了万福禅寺，宗风大振，前来参学的僧俗几乎没有一天空闲。禅师本来喜欢寂静，时间久了厌倦了应酬，到戊戌年（1478年）就辞去事务，退居到西边的屋子，种竹子自娱自乐，取名竹室，在里面休息。癸卯年（1483年）登上五台山寻访文殊菩萨的圣迹，丙午年（1486年）回来，供养僧众所需的大米麦子等物品，远近信众自动送来，不用劝募。弘治庚戌年（1490年）再次游玩五台山，这是因为显通寺的旺觉义法师诚恳邀请他出来帮助管理僧众、修习净土法门。壬子年（1492年）又回到竹室，阅读大藏经。禅师不只是禅宗界的泰山北斗，还通晓儒家学说，所著的升堂开示、拈古话头、颂古公案，以及和诗唱和、独自倾述的作品，文人学人见了无不心生敬意和向往。

他的弟子道宗、道义两位上人，担心这些作品时间久了会丢失，就一起收集整理成册，取名为《竹室集》，刻版印刷想要流传，但其中还有缺失。收集的人大多说我跟禅师有僧俗交情，就拿着书来请我作序，我接过来反复展读，虽然没能完全领悟其中的精妙，但看到其中也有和儒家学说相吻合的地方，不禁有所感慨。书中说：“百城烟水不出一毛，十世古今匪移当念”，这不就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体用动静吗？又说：“像这样孜孜不倦地不丢开生死，在坐卧之中与之相伴，根基坚定而行走实践，在用力使不上劲的地方，忽然大彻大悟，横竖左右，获得大的受用。天性明朗美妙，圆满清净虚灵活泼，拿来用去，不知不觉自然如此，一开始并没有刻意的心机在其中。”这不又是儒家所说的“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源”吗？至于竖起的拂子表示色相，敲卓子表示声音，以及《绝照篇》所说：“不如打破镜子、扑灭灯光来与你相见，看看是什么面孔？”这难道不是儒家所说的“德行轻如毫毛，毫毛还有形状，上天承载万物，无声无息”的意思吗？其余的吟咏虽然都是随时应对事物而发出的，但其中道理自然天成、思路自有特色，不是登堂入室的人，很难窥见其中的端倪，我哪里还能增添一句话呢？由此可以看出他见解的明澈、实践的得力、收获的真实，所以在继承过去、开创未来方面，他推卸不了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他凝聚了云南的灵秀之气，阐明了佛教的幽深微妙，延续了禅宗的命脉，所以在提醒警醒世人方面，他不能不说话。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大智慧、大根基，得到了最上一等的修养成就，所以能够具备大气的眼光，成就无为的事业，创立方便的格言，虽然不需要特意流传，但事情本身就不容不流传了。

阅读这部文集的人，如果能够通过言语领会其中的意义，对着一个话头反复品味，突然之间触碰到关键，偶然觉悟，从而进入其中，洒脱自在、圆满通透，获得大自在，那么所谓的世界中心、西来祖意、无缝塔、盐官鼓就都在其中了。否则就会陷入业力纷乱的迷妄中甘受轮回，即使古佛和他在一起，也不能教化他进入，那又何必感叹宗门寂寞呢？然而禅师自己说他的言论像空中的飞鸟痕迹一样无迹可寻，而我又为他作序，难道不是多余了吗？要知道渔网是用来捕鱼的，得到鱼就忘了渔网；兔网是用来捕兔的，得到兔就忘了兔网；语言是用来表达意思的，明白了意思就忘了语言。唉！怎么才能找到那忘记言语的人，和他一起交谈呢？因为他的请求，我写下这些话来塞责。

弘治九年夏天六月十五日，已退休的进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光禄寺少卿李绅恭敬地写下了这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