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魏遷都洛陽時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齊武帝蕭賾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二十年，「詔改姓為元氏。」這時向中原遷移的北魏鮮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盤接受漢化的過程，而以中國正統自居了。從高祖孝文帝遷洛，經過世宗宣武帝元恪、肅宗孝明帝元詡、敬宗孝莊帝元子攸、前廢帝廣陵王元恭、後廢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陽王元脩，到孝靜帝元善見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蕭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師遷鄴，是為東魏。從此東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歸滅亡。總計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談老莊，尤精釋義。」「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義。」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篤好佛理，每年常從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但不知當時京城洛陽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公元五〇〇），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〇八～五一二），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〇〇～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這可以想見最初洛陽龍門三所石窟從景明初到正光四年開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雲崗石窟之後的又一個偉大艱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詡立，是為肅宗孝明帝，而實際政權掌握在母后靈太后胡氏的手裏。她因略通佛義，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肅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眾。」雖說當時對於出家，對於造寺，也有詔令限制，實際並未奉行。反而洛陽寺塔大大興建起來，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總計至五百所。其中永寧寺的工程最為偉大，耗費之多不可勝計。這可以想見它給國計民生帶來了多大的損害！
北魏羣臣單從儒家觀點，或由儒釋華夷之辯，而反對佛教的，先是裴延儁有上宣武帝疏諫專心釋典不事墳籍，這時李瑒有上言宜禁絕戶為沙門。李瑒斥佛教為「鬼教」，激怒了沙門統僧暹等，泣訴於靈太后，罰瑒金一兩。李崇有減佛寺功材以修學校表。說是「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並減瑤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這些迂闊空談可置而不論。我們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從國計民生，從人民利益着想來反對佛教的幾個人。先是陽固因宣武帝廣訪時政得失，有上讜言表裏面說：
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這時崔光有諫靈太后登永寧寺九層佛圖表和諫靈太后幸嵩高表。前表諫人主不可輕動，後表諫不可擾民。後表裏說：
往返累宿，鑾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穟，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廝役困于負擔，爪牙窘于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畫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敝。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
張普惠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裏說：
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眾遨遊于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刼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
更其重要的，是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裏說：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傳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公元五〇六），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竭，彌以奔競。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深等復主條制，啟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眾，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啟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栽量是總。輒遺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剎，未立塔宇，不在其數。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諠必栖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
全文太長，這裏只能節錄它一部分。案魏書張普惠傳說：「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張普惠手筆。任城王澄奏上，史稱「奏可」。但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釋老志總結北魏時佛法的流行，說：「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〇）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據魏書紀傳和釋老志所載，簡要地敘述了北魏王朝遷都洛陽四十年間的佛教情形。我們倘要進一步研究，就得細讀記載這一時期這一史跡的一部專書洛陽伽藍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