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戊辰年于燕京府邸考授别驾官职时，开始诵读《金刚经》，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口中诵读，心中却未解其义，欲以不解而解之。最初并非此可解而彼不可解，也非有可解与不可解之分。我暗自感叹其义理为何如此深奥，究竟无浅显又何以有深奥，无显现又何以有玄奥？大到世界是如此，小到微尘亦是如此；明明可举例说明，却又明明无可举例；繁复如众生种类是如此，简约如四相亦是如此；看似实有归属，实则无所系属。法虽可说，而法本无法，连说亦是无说；物虽可度，而物本无物，连度亦非度。上至授记实无授记，下至受持实无受持，中至演说四句偈，亦无从演说。诸相不立，归于无我；造作不生，泯于无为。总之，无有可住之法，便无有可住之心。有住而无住之心，即是不降而降之法。故护念并非不恳切，而来去坐卧本无定；付嘱并非不叮咛，而梦幻泡影谁为真？我遍寻诸家注解，皆不过是会通文义、寻章摘句而已。我已于其中汰除繁琐，订正讹误，点醒晦涩，整理颠倒，使前后呼应者文辞畅达，虚实转变者意旨贯通。若说要直溯灵山法会，当面吐露，当面禀承，世尊以不说而说，须菩提以不闻而闻，阿难结集于俨然未散之时，领会当日情境，我岂敢如此？若以坚硬锋利比喻金刚，我则说：坚莫过于此心，利莫过于此信法之心。心光即是佛光，人人本具现成般若；证佛不如证心，处处皆有捷径六波罗蜜。至于非名是名，正是第一义难以形容之处，正如说：日出西方夜落东，桃花雪白李花红，何尝不是如此？

时值顺治辛丑年暮春，徐昌治（号覲周）于大业堂中撰书。第4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