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教章」和本与宋本之背景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做广泛地探讨。曾在均如的现存全书中附上头注，为了研究者的方便加以整理时，意外地却发现了贵重的资料。那是给日本学界认为「五教章」只有日本才有异本的一个惊讶的资料。当我回想到在东京大学研究室修学时，曾于不经意中欢呼而起的一幕，犹如在梦中。经过几次的考察，撰写成文后，仍然毫无实感。后曾撰报告一篇呈主任教授中村元博士，并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于东京国际东方学者学术会发表。当时于发表后，风声曾流传各处，学术年报曾恳请寄稿发表，遂以「寄海东书考——特に和本、宋本の背景に就いて」为题于学术年报发表。是后，曾会同日本留学中之法友组织「新罗佛教研究会」，研究会的目标是出版「新罗佛教研究」论文集。由日本首屈一指的出版社山喜房佛书林出版，全书约七五〇页，有日本斯界权威无住相的著作以及我等法友们各自的专门分野的著作，当时笔者曾以校注均如大师的「法界图圆通钞」发表，至今想起仍觉得其误植百出而感到惭愧。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做广泛的探讨。我曾经在均如现存的全书里附上头注，为了方便研究者而加以整理时，意外地发现了珍贵的资料。那是让日本学界惊讶的资料，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五教章》只有日本才有不同的版本。当我回想起在东京大学研究室求学时，曾经不经意地欢呼而起的那一幕，犹如在梦中。经过几次考察，写成文章后仍然毫无实感。后来曾撰写一篇报告，呈给主任教授中村元博士，并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在东京国际东方学者学术会上发表。当时发表后，风声曾流传各处，学术年报曾恳请寄稿发表，遂以“海东书考——特别是和本宋本的背景”为题，在学术年报上发表。之后曾会同在日本留学中的法友，组织新罗佛教研究会。研究会的目标是出版新罗佛教研究论文集，由日本首屈一指的出版社山喜房佛书林出版。全书约七五〇页，有日本学界权威无住相的著作，以及我们法友们各自专门领域的著作。当时笔者曾以校注均如大师的《法界图圆通钞》发表，至今想起仍觉得其中误植百出，而感到惭愧。
当论文集发表后，日本学界曾有极好的反应。在专门杂志亦曾发表书评，铃木学术财团将它选定为七三年度的贵重书，东京大学镰田茂雄博士曾撰四页长文书评发表，其书评中，博士说：
论文集发表以后，日本学术界反应非常好，专门杂志上也发表了书评。铃木学术财团把它选为一九七三年度的珍贵书籍。东京大学的镰田茂雄博士写了一篇四页长的书评，在书评里，博士说：
「……最近发表的新发现的资料，即神秀的『妙理圆成观』之一部分，在最后曾提到关于『五教章』之和本与宋本的问题，即在均如的『圆通钞』中，指出『五教章』于新罗尚有异本的问题，因此可以确认日本的『和本』与新罗的『草本』系为一致。由此可以很明显地获知日本华严学的背景受新罗华严学颇大的影响，……」
最近发表的新发现的资料，就是神秀的《妙理圆成观》的一部分，在最后曾经提到关于《五教章》的和本与宋本的问题。就是在均如的《圆通钞》中指出，《五教章》在新罗还有不同的版本。因此可以确认，日本的和本与新罗的版本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日本华严学的背景受到了新罗华严学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一九七五年度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学术大会上有京都女子大学校长，即学界的元老结城令闻博士发表「华严五教章の日本、高丽两传承に对する论评」论文一篇，提出反论。我于阅读论文之后，却找不出反论的核心所在。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始终品位很高，丝毫不损伤对方的立场，因此，足以窥知作者的人格，但是，至于其结论的意义如何？却令人费解。即「以上，不得已极其粗略地叙述，请学者赐教。」关于为何用「不得已」的这一点，似乎有再商榷的必要。
但是，在一九七五年度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的学术大会上，京都女子大学校长、学界元老结城令闻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华严五教章在日本和高丽两地的传承评论》，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读了这篇论文之后，却找不出他反对的核心在哪里。原因是这篇论文始终格调很高，一点也不伤害对方的立场，因此足以看出作者的人格。但是，至于他结论的意义是什么，却让人难以理解。以上就是我不得已、极其粗略地叙述，请学者们指教。关于为什么用“不得已”这一点，似乎有再商量的必要。
说不定是对于这个问题，元老学者的反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未可知，因为对于我的论旨，日本的佛教史学者几乎没有任何批判，因此千二百年间传承下来的史实，至此不能不加以修正。即是说：初期的日本华严典籍，系由中国人道璇（七〇二～七五九）传来，而新罗系的审祥曾在法藏门下修学等问题，有待修正的必要。对此之反论，笔者曾有数次的预约稿，皆认为笔者有陈述反论的必要，但，笔者以暂时诉之于日本学界的常识来保留而未作答。直至九月十一日～十二日，「中外日报」出版特辑，将此论文的重要点揭要发表，并且指明「今后的展开颇值得注意，且将成为今日佛教学界最值得重视的论争。」后来，自十月十五日起，又分六次连载笔者的论文。论文连载后，于十一月十一日「中外日报」又发表前大谷大学教授春日礼智博士的论文，题为「黎明期的韩国佛教研究」，文中曾对笔者的论文作正当性的叙述。至此，笔者始感到此「五教章」之问题，并非容易处理之事。
说不定，这位元老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反驳，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对我的论点，日本的佛教史学者几乎没有任何批评。这样一来，传承了一千二百年的史实，到现在就不能不加以修正了。也就是说，初期的日本华严典籍，是由中国人道璿在七〇二到七五九年传过去的，而新罗系的审祥曾在法藏门下修学等问题，都有待修正。对于这个反驳，笔者曾经好几次预约了稿子，都认为笔者有必要陈述反驳，但笔者暂时诉诸日本学界的常识，保留下来没有作答。直到九月十一日到十二日，中外日报出版特辑，把这篇论文的要点摘要发表出来，并且指明今后的发展很值得注意，而且会成为今天佛教学界最值得重视的论争。后来从十月十五日起，又分六次连载笔者的论文。论文连载后，在十一月十一日，中外日报又发表了前大谷大学教授春日礼智博士的论文，题目是黎明期的韩国佛教研究，文中曾对笔者的论文作了正当性的叙述。到这时，笔者才感到这个五教章的问题，并不是容易处理的事。
日本的初期华严，对于其典籍传来的背景，有难以释然之问题，即「五教章」的「和本」与「宋本」的问题。「和本」的传来者有唐朝道璇（七〇二～七五九）之说，与新罗审祥（？～七四二）之说两种。此「和本」，在日本的华严学研究上，被认为是传统以来所使用之本。但是，对此问题，由于笔者的寡闻所致，故对于其说之正误以及为何有异本等问题仍未能究明。
日本早期的华严宗，对于典籍传来的背景，有一些让人难以想通的问题，就是五教章的和本与宋本的问题。和本的传来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唐朝的道璿，七〇二到七五九年；另一种是新罗的审祥，到七四二年。这个和本在日本的华严学研究上，一直被认为是传统以来所使用的本子。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笔者见闻不广，所以对于这些说法的对错，以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本子等问题，仍然没能弄清楚。
高丽均如的「五教章研究问题」（「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中，似乎有解决此问题之关键。笔者曾于一九七一年度之「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发表「『寄海东书』——特に五教章和本宋本の背景について」论文一篇，谨提出二三问题加以论述。
高丽均如的《五教章》研究问题，在《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里似乎藏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笔者曾在一九七一年度的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寄海东书——特别是关于五教章和本与宋本的背景》，谨慎地提出两三个问题加以论述。
最初获知有「华严五教章」者，为「唐崇福寺法藏寄海东新罗大华严法师书」及其别幅，略称为「寄海东书」。此为唐法藏寄给新罗义湘之书信，法藏于此书信之外，有关于智俨和尚（义湘与法藏之师）之章疏的注释书，即自己在有关华严方面的著述，寄托来华留学又归国的新罗僧胜诠，其中有「一乘教分记」三卷，此即所谓之「华严五教章」。
最早知道有《华严五教章》这部书的，是唐朝崇福寺的法藏写给海东新罗大华严法师的信，以及这封信的附件，简称《寄海东书》。这是唐朝法藏寄给新罗义湘的书信。法藏在这封书信之外，还把自己写的关于华严方面的著作，托付给来中国留学又回国的新罗僧人胜诠，其中就有《一乘教分记》三卷，这就是所谓的《华严五教章》。
「華嚴五教章」另有異名，即「華嚴教分記」(「華嚴傳記」五、大正藏五十卷、高麗均如述「釋華嚴教分記圓通鈔」)、「一乘教分記」（唐賢首國師寄海東書別幅，圓宗文類二十二卷，三國遺事卷四）、「教分記」(新羅崔致遠撰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五十卷)等別稱，此為法藏建立華嚴五教之教判而詳述一乘教義之分齊的名著，以下略稱「五教章」。
华严五教章还有别的名字，叫华严教分记(注释：华严传记五大正藏五十卷，高丽均如讲述解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一乘教分记，唐代贤首国师寄海东书别幅、圆宗文类二十二卷、三国遗事卷四教分记(注释：新罗崔致远撰写，唐代大荐福寺已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藏五十卷)等别名。这是法藏建立华严五教教判、详细讲述一乘教义分齐的名著，以下简称为五教章。
现在日本所存之「五教章」亦有不同之版本，即所谓「和本」及「宋本」。关于此问题，以前的学者们只将它们区别为二种版本，却未曾究明此二种异本所以形成的根源何在？然而，此问题却为日本华严传来史之背景中所必须究明的宿题。现将相关之资料搜集整理的结果，提出二个问题分述如下：
现在日本留存的《五教章》也有不同的版本，就是所谓的和本和宋本。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学者们只是把它们区分为两种版本，却没有弄清楚这两种不同版本形成的根源在哪里。然而这个问题，是研究日本华严宗传来史的背景时必须弄清楚的遗留课题。现在把相关资料搜集整理的结果提出来，分成两个问题说明如下。
依「华严五教章冠注」所说，此事在「大例」之首页记载着，「和本」在传统上，一直在研究流传。
按照《华严五教章冠注》的说法，这件事在总纲的第一页就有记载，和本在传统上一直有人研究流传。
「章凡有二本，一、本邦从古所流者，一是宋朝所行者，而今冠注于本邦本也。」
这一章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在我们本国从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一个是宋朝所流传的。现在冠註所依据的是本国的版本。
对于「宋本」，「冠注五教章」卷上之一二丁右有下列记载：
对于宋本冠注《五教章》卷上之一二丁右，有下列记载
「高仓院治承时分，栂尾明惠上人于华严未渡疏章，在此时，一本附商船来，宋朝传来本也。故云『宋本』。」
高仓院治承年间，栂尾的明惠上人看到华严宗的注疏还没有传到日本，那时候有一本附在商船上从宋朝传过来的本子，所以叫宋本。
由此可知宋本的由来。
由此就能知道宋本是怎么来的了。
以上的記錄，於「華嚴五教章頴川錄」卷一，卷六中均可發現。在「五教章上卷聽書鈔」(東大寺戒壇院、沙門普一所說玄音記之)中稱（第一葉）：
以上这些记录，在《华严五教章颖川录》卷一和卷六里都能找到。在《五教章上卷听书钞》(东大寺戒坛院沙门普一所说的玄音记之)中，称为第一叶。
「凡此章，新罗审祥禅师，天平年中，华严经论随身，来朝时欤，是云和本章，久和国流布故云尔也。」
这一章，大概是新罗的审祥禅师在天平年间，带着华严经论来到日本时传来的吧。这叫做“和本”，因为长久以来在和国流传，所以这样称呼。
由此可知，即审祥赴日时，传来者也。
从这里可以知道，这就是审祥去日本的时候带过去的。
至于「和本」与「宋本」的差异，可说仅是「五教章」十门（与章节同意）之前后顺序有异。例如：「和本」之顺序为：第一建立一乘，第二教义摄益，第三叙古今立教，第四分教开宗，第五乘教开合，第六教起前后，第七决择其意，第八施设异相，第九义理分齐，第十所诠差别；至于「宋本」，第九为所诠差别，第十义理分齐，仅此前后顺序差异外，其他并无别个问题。但是，以教理为中心而理解华严的立场与以实践的行证为焦点的立场明确地为其分水岭。
现仅依「和本」的顺序考察十门的组织：
第一建立一乘：建立同别二教的一乘教义，别教一乘中又分为因分可说与果分不可说，「因分可说」中又立分相与该摄二门。在「分相门」中，因别教一乘与三乘有所差异，而说超越此差异之乘门；在「该摄门」中则说该罗融摄三乘入于一乘。在同教一乘中又分分诸乘与融本末二门，「分诸乘」更有一乘三乘乃至无量乘的分别，「融本末」则融会一乘及无量乘。
第二教义摄益：最初说明一乘三乘的教义分齐，其次则叙述摄益的分齐。
第三叙古今立教：列举菩提流支、诞法师、光统、昙隐、自轨、安廪、智𫖮、法敏、法云、玄奘等古今十师的教相判释。
第四分教开宗：列举小、始、终、顿、圆等五种分教，以及法我俱有、法有我无、法无去来、现通假实、俗妄真实、诸法但名、一切皆真德不空，相想俱绝、圆明俱德等开宗，以说明华严所占位置之殊胜。
第五乘教开合：又分为诸教融摄、以教摄乘、诸教相收等三门，一面开展乘教开合之论理，一面说明华严为融摄一切诸教之一大圆教。
第六教起前后：论述三乘小教为逐机之末教，相对的华严经为如来成道后最初之说法，乃称性之本教。
第七决择其意：此门将众生之根机分类为十种，并决择本末二教之所以有前后差别。
第八施设异相：假设超越对待的一乘，以此对待三教，而说明时、处、主、众、所依、说、位、行、法门、事等十门差异之趣旨。
第九义理分齐：此门又立有三性同异、六义为同因缘起、十玄缘起无碍法、六相圆融等四门。在三性同异中，论缘起诸法所生之果，即圆成、依他、遍计等三性之性相圆会。在六义为同因缘起中，说明缘起诸法之因，即空有不待缘的刹那灭、有有力不待缘的性决定、空无力待缘的恒随转、空有力待缘的果俱有、有有力待缘的引自果等六义，并依此而论事理无碍之妙理。在十玄缘起无碍法中，论同时具足相应、一多相容不同、诸法相即自在、因陀罗微细境界、微细相容安立、秘密隐俱成、诸藏纯杂具德、十世隔法异成等十门，而述无尽缘起之极致。在六相圆融中，以总、别、同、异、成、坏六相而论事事无碍之奥义。
第十所诠差别：此门依次第而立心识差别、种性差别、行住差别、修行时分、修养依身、断惑分齐、二乘廻心、佛果义相、摄化分齐、佛身开合等十门，又分此为小、始、终、顿、圆等五教判，于说明深浅差别之同时，又论述华严别教一乘的原理。
至于在新罗亦有「五教章」之异本的问题，高丽均如的「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五教章之注释书）曾有详细的阐述。据「寄海东书」云，法藏将自己的著述送予新罗之义湘，并请其指正（请上人详检臧否）。义湘收到法藏的著述「华严教分记」（另有别幅及其他著作等）后，遂命真定、智通等研读。自己亦于检讨后，将「五教章」的顺序更替。换言之，法藏所赠之「五藏章」，将「义理分齐」列于第十；而义湘为了调整前后义路之顺序，遂将第十之「义理分齐」改在第九。因此，改正后之本称为「草本」，未改正者称为「炼本」。兹将原文揭橥于后：
「问有本义理分齐九，所诠差别十者何耶？答此后人所治也，后人意者以此义理双踏能所诠故，置于第九贯前后也。问后人谁耶？答湘和尚也。谓章主（法藏）寄湘德书云：请上人详检臧否？幸垂箴诲故。湘德令真定、智通勘其臧否而治定也，今释并章主所列也，谓此文有草本炼本不同，义理为九者，是草本，反此者，炼本故尔也。」
由此记录，可以推测新罗华严教学的研究风尚，亦可推测其更高的境界。以上是日本「华严五教章」的异本与新罗异本的内容概述。将两种异本互相对照，得知新罗的「草本」与日本的「和本」一致。所谓一致，即长久以来，对于日本华严典籍传来的「和本」与「宋本」的背景，一直暧昧不能明确的问题，在此可以提出获得确认的二项事由。
(1)在「法界義鏡」與「三國佛法傳通緣起」的記錄中，關於「五教章」由唐道璿（七〇二～七九五）傳來的說法，不得不修正。
(2)在日本奈良東大寺之金鍾道場，最初講「華嚴經」的新羅僧審祥，於法藏門下修學的說法，也必須修正。
在第一种的情形中，若「五教章」由唐道璇传来之说属正确的话，那么，传来之本一定是「宋本」，而非「和本」（草本与炼本在文学上或有不正确，但在系统上却不相矛盾）。若假定由道璇传来「宋本」，而至三百余年后之镰仓时代，首由栂尾明惠上人介绍「宋本」，从道理上说亦不相矛盾。
然而，所以成为问题者，乃因日本遣隋使之开始，自西元六三〇年（其次为遣唐使），至西元八九四年中止，由此事实，可以察知三百年间遣隋使及遣唐使往来的人数，若依所传，遣传使与遣唐使互相往来时，最初曾将韩国指认为未开国（蕃国）。因此，镰仓时代的佛教学者凝然，在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仅以印度、中国、日本等三国为整理的对象。而无视于与韩国系的关系，表现出一种慕华的倾向。在这种时代的趋势中，对于过去的传统，不无修正否？
参考日本的「望月佛教大辞典」，将「五教章」的记述附记于下：
「五教章」大体上可分为「和本」与「宋本」二种。其中之「和本」，古来即被认为较正确者，在我国（日本）凡讲述注释者，皆以「和本」为准。至于「宋本」，在中国宋代，由于乱世而散逸之佛典，从各方再加以搜索而后开板，因此，难免偶有错误。宋时代之「五教章」注释者如道亭、观复、师会、希迪等皆以「宋本」为依据。
由望月氏之记述，可以理解有关日本的「和本」与「宋本」之问题，又中国系之注释家仅利用「宋本」者亦值得注意。笔者认为，日本的「五教章」，以在新罗修正，而由审祥传来之本，为传统所依之本；至于「三国佛法传通缘起」、「法界义镜」等之所说，则有修正的必要。最后，必须指摘有关道璇传来的说法系与事理相违背。
在第二种的情形中，若新罗僧审祥曾直接于法藏门下修学之事属正确的话，则审祥传来之本当为「宋本」，而非「和本」。法藏之「寄海东书」及其著述送至新罗时，为新罗孝昭王元年（六九二）；而审祥受圣武帝之勅请，于奈良东大寺金钟道场开讲「六十华严」则于四十八年前。镰仓时代的佛学者凝然，于其著述「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记述有关当时的状况如下：
「审祥法师于开讲『华严经』之始，奈良之空中，拖有很长的紫色瑞云，盖覆若草山，天皇深为感叹，遂大行施地。」
由此可以窥知审祥之德行，遗憾的是韩国却无其传记。但是，以「五教章」的「和本」问题为考察之中心时，可说新罗僧审祥乃新罗华严系统之人物已无怀疑之余地。
由上述之论究，得知在均如的著述中包含有下述资料，即在新罗亦有「五教章」之异本。其「草本」，乃义湘于检讨法藏之著述「五教章」时，将十门之章节顺序更换而已；至于「炼本」则为法藏著述之原本。此资料解决了日本千二百年间对于「五教章」的异本「和本」、「宋本」之由来不能究明，未能整理的宿题，可说是一份颇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