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

有人怀疑至高的真理，我打个比方说：天地四方如此辽阔，万物种类这样繁多，千变万化，浑然没有尽头。因此，局限于一方之见的认知，都只能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水中的鳞甲类生物，无法理解陆地上的事情；天空中的飞禽族类，不能明白江海奔流的态势。在浅井中自得其乐的，就会惊怪遨游深海的容量；在几丈高处翻飞的，便会怀疑直冲云霄的力量。将自己束缚在人世礼教的范围之内，遍览周公、孔子的行迹，就认为最高的德行到尧舜那里就穷尽了，精微的言论在老庄、《周易》中就说完了，哪里还能看到世外的奇妙旨趣、幽深境界中的玄妙观照呢？可悲啊！礼冠被抛给了赤身的俗人，雅乐被丢弃在粗鄙的乡野，至真的道理因普遍的陋习而被隔绝，大道因见识偏狭的学者而遭废弃。至于那些深陷迷执而不肯转变的人，不是言辞比喻所能感化的。我尝试阐明其中的要义，或许能使一些人在这中间有所领悟吧。

佛是体悟大道的人。大道是引导万物的力量。它顺应感通、无所造作，却又无所不为。因为无所造作，所以虚空寂静、自然无为；因为无所不为，所以能神奇地化育万物。万物所求有高低不同，所以教导引导的方法也有精妙与粗略之分。觉悟上等根器的人，就为他揭示根本宗旨；不遵从教导的人，则会招致灾祸与放逐。酗酒的人触犯刑法，混乱心性是重罚；盗窃的人抵偿罪责，各种刑罚严厉分明。一旦触犯绝不宽赦，这是君主恒常的制度，也是官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如果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百官贤明通达，那么上述的罪人必定会被追究查实，没有逃脱藏身的地方。使得奸邪作恶的人无法徇私舞弊，国家就没有违背教化的百姓，而贤德之人一定会受到表彰和任用。况且君主英明、臣子公正，世道清平、治理有序，尚且能让善恶各得其所、是非曲直不混乱，何况是神明监察之处，无论远近、幽暗或深处，那聪慧明察、公正无私、惩罚罪恶、保佑善行的力量呢？所以哪怕毫厘的善功、细微的过失，报应的时机都不会有差错。纵观古今祸福的例证，都有其缘由，典籍记载得明明白白，怎能掩盖呢？为什么使用阴谋诡计的人，子孙不会昌盛？三代为将，道家明确忌讳。这难道不是用兵凶险、战争危殆，积累杀孽所导致的吗？像魏颗遵从父亲清醒时的安排，因而得到结草报恩；子都遵守信诺，因而获得骏马的赏赐。齐襄公推卸罪责，所以有坠车的灾祸；晋惠公背弃礼义，所以有兵败韩原的困厄。这些都是死者报应生者的验证。至于赵盾怜悯翳桑的饿人，漂母同情淮阴侯韩信的困顿，都是凭一顿饭拯救了濒临饿死的人，而赵氏得到倒戈相助的保佑，漂母获得千金的厚赏。这是一分善行获得万倍回报，不必等到来世。所以在他人看不见的地方培养德行，福庆却彰显于万物之上。暗中行善，光明自显，这是自然的趋势。就好像把种子洒进土壤，就能收获百倍的成果。大地和谷物对人并无情感，但自然的利益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质疑说：“如果因果报应之事确实都有明证，那么周公、孔子的教化为何不禁止杀生呢？像少正卯被依法处决，管叔、蔡叔被诛杀，这些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方说：你这位客人可说是只听到教义的声音，却没有领会教义的真情啊。你认为圣人有杀生的念头吗？当然没有。回答是：你既然明白圣人本无杀心，那么所谓的杀，其实是顺应百姓的心意罢了。要知道时代变迁、世事不同，事物的性质也有厚薄纯杂之分。在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人们安然自得，处于淳和状态。到了尧舜时期，礼法才开始兴起。等到夏商周三代，刑罚逐渐增多。虽然刀斧严酷，却仍不能制止恶行。以至于出现君臣相残、父子相害的情况，互相吞食的惨状比豺虎更甚。圣人深知人们习惯于杀伐之心，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消除，所以逐步加以抑制，寻求折中之法。这就像被毒蛇咬了脚，要斩断它来保全性命；毒疮长在身上，要割除它来挽救生命。牺牲一个来保存十个，也是权衡轻重后的选择。因此刑罚安排在秋冬执行，是为了顺应时节肃杀之气；春天打猎只捕成年兽，夏天田猎避开怀胎母兽，是为了保全胎幼生命。行三驱之礼时，禽兽主动靠近就收起弓箭；听到牲畜哀鸣、看见活生生的肉食就不忍下咽；钓鱼不用细网捕尽，射鸟不袭归巢之禽。对于微小昆虫也常怀恻隐之心。至于审判案件时延缓死刑，对过失犯罪予以宽赦，刑罚存疑时从轻发落，宁可放过有罪之人也不枉杀无辜。授予斧钺时流下眼泪，判决时心怀哀怜而不沾沾自喜。圣人生养万物的恩情何等深厚！仁爱之道何等周全！这就是所谓“有所作为而不自恃，生长万物而不主宰”，恩德广被而功劳不归自己，日常施行而万物不觉其迹。从这些道理去体会，就足以领悟圣人的本意了。

有人质疑说：“周公、孔子主张根据时势需要而制定刑罚，佛家却要立刻废除刑罚。那么，该用什么来惩戒暴行、制止奸恶，从而治理天下百姓呢？”

有人质疑说：周公孔子的教化，把孝道放在首位。孝德是最高尚的品德，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根本确立了，正道就会产生，并能通达神明。所以子女侍奉父母，在世时要尽心奉养，去世后要虔诚祭祀。各种责任中没有比断绝后代更重大的了，身体是父母所给，不敢毁伤。因此乐正子春伤了脚，终身都感到愧疚。

但出家人的修行方式，却是离开父母，抛弃亲人，疏远家庭，剃去须发，毁伤天生的容貌。父母在世时不能承欢膝下尽心奉养，去世后也没有子孙祭祀。把骨肉至亲看得如同路人，违背天理、伤害人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却还说要弘扬大道、广施仁爱、普度众生，这跟砍掉树根却去修剪枝叶，还说树冠茂盛有什么不同？从没听说过树皮都不存在了，毛还能依附在哪里。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世间教化，您将如何解释呢？

回答：这确实是世间最深的困惑，是颠倒见解的大谬误，令人叹息而不能沉默。父子本是一体，命运相连，所以母亲手指疼痛，孩子心中惊惧，这是同气的感应，亲密无间。因此，只有得到父母的欢心，才是尽孝。父亲尊隆，儿子就显贵；儿子显贵，父亲就尊荣。所以孝道的可贵，在于能够立身行道，永远光耀亲人。如果只是匍匐在父母身边，每天供奉美食，却不能使天下人尊敬自己，让世人都信赖自己来奉养双亲，那种荣耀就太浅近了。

以顺应自然为常道，以持守柔和为准则，放下外在形貌与名声，忘却亲疏与自我，这才是奉养亲人的根本之道。已经阐明了宗旨，再为各位谈谈其次的道理。

忠与孝的名声不能两全。颖考叔违背君命，书信中称赞他是纯孝；石碏杀死儿子，他的忠义气节才得以保全。《左传》说：“儿子能够做官，父亲教导他要忠诚。献身于君王，就是臣子的本分。”然而，那些在朝廷上尽忠赴死的人，儿子的孝道就废弃了。为什么呢？那些临危授命、赴死不顾父母的人，名字都载入史册，事迹被标榜为孝行的开端。记录历史的人，难道还会以不孝来怪罪他们吗？所以谚语说：“寻找忠臣，一定要到孝子之家。”这说明虽然在小节上有所违背，但在大义上却是顺从的。

况且，鲧被流放到远方，而大禹并没有告退去寻找父亲。如果让大禹放弃尧的命令去寻父，为了私情而委屈至公之道，这只是微小的善行，不是远大之道。周朝的泰伯，远弃骨肉，寄身异域，断发文身，存亡不返，但《论语》称赞他至德，《尚书》记载他大贤。实在是因为他舍弃了君王的尊位，保持了冲淡灵明的珍贵，三次让国的功绩深远，而毁伤身体的过失微小。所以能够大大改变夷狄的风俗，流传教化，垂范后世。伯夷、叔齐一同饿死在首阳山下，不忧虑孤竹国的后嗣，孔子视他们为仁人贤者。评论者难道还能说他们违背道德吗？

梁国的高行毁容守节，宋国的伯姬为顺理而忘生，她们都名列烈妇之首，德行成为众女子的典范。秉持这两位妇人的节操，就能避免愚昧悖德的讥讽。由此推论，在于所持守的轻重，就可以明白了。

从前佛陀身为太子，放弃国家去学道。想要保全形体来求道，又恐怕难免俗务缠缚，所以剃除须发，更换服饰。对外表示不再返回，对内修行简朴。于是舍弃华丽的宫殿，住到旷野林中；脱下龙袍，穿上鹿皮衣。垂下枝条为屋宇，铺上草叶为坐垫。省去梳洗的劳烦，止息沐浴的繁琐，停住奔走的马蹄，堵塞欲望的门径。眼睛不看纷繁色彩，耳朵不听淫靡声音，口中忘却甘苦滋味，心意放下喜忧牵挂。心念离开负累，胸中抱持纯一，安定精神，内观呼吸：一数息、二随息、三止息、四观息、五还息、六清净。心志游于三四禅定，出入十二门径。禅定中静默端坐，如山停驻，如渊沉静，心神如冷却的灰烬，形体如枯槁的树木。端坐六年，道业成就，号为佛陀。具足三明六通，证得无上正觉。身高一丈六尺，金色光明照耀，光芒超越日月，声音协和八风。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姿态雄伟超群，神足通行无碍。

于是游行于三界之外，自在化现于无穷境界。回旋天地，飞动山岳，凝结河流，存亡只在刹那，神变绵延悠远。心意所指，无处不通达。大大规范群邪，使其归于正路；一切魔道外教，无不遵从降服。在这个时候，天清地润，万物昌盛，微小的生命浸润灵液，枯槁的事物由衰转荣。回到本国，广宣佛法。父王感悟，也升入道场。以这样的功德荣耀双亲，还有什么孝行能比得上呢？

于是后世的学人，领受弘大的训导，向往践行这崇高的轨则，都是因为明白父母与自己的志向并无不同，顺应父母的欢心而后行动。如果有兄弟亲人，则奉养之责不废，既得以弘扬修习大业，而恩情伦常也不断绝。并且能让逝去的亲人获得福报，往生天界，不再眷恋人间的祭祀。这难道不是兼善天下、通达无碍的大道吗？

东邻杀牛祭祀，西邻进行薄祭。殷商赞美黍稷丰收，周朝崇尚明德。兴衰的时机，在这里就显明了。佛有十二部经典，其中四部专门以劝孝为内容，殷勤的旨意，可说是至极。然而世俗之人不深究其源流，未曾涉足其领域，便盲目妄言，动辄攻击责难。以萤火烛光般的浅见，怀疑日月星辰的盛大；以缝隙水滴般的微流，惊怪深渊大海的容量。以诬蔑欺骗为雄辩，以鲁莽果敢为名声，真可以说是轻慢圣贤、侮辱天命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