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

有人提问：那些议论者认为变化终结就是最高境界，所以追求终极真理的人必然要超越变化去寻求根本。寻求根本不能通过顺从变化来实现。因此他们引用历代君王的例子，让他们与佛教相通，使体悟终极的境界能够权衡君主的统治。这是高雅议论所依托的，自然必须通向广大圆融的境界。但若追究实质是否符合道理，则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禀受的气只存在于这一生，生命结束则精气消散而同归于虚无。神识虽然是精微之物，也不过是阴阳变化的结果罢了。既变化而生，又变化而死；既聚合而为开始，又离散而为终结。由此推论，可知精神与形体一同变化，原本没有不同的本源。精微与粗重同属一气，始终共处一个形体。形体完整则气聚集而有灵性，形体毁坏则气离散而灵明熄灭。离散则返回所承受的本源，熄灭则重新归于虚无。循环往复直到穷尽，都是自然的规律罢了。有谁在主宰呢？假如说本源是不同的气，遇合则一同变化，也就像神识居于形体中，如同火焰存在于木柴里。它们产生时必然并存，毁坏时必然一同熄灭。形体分离则神识消散无处寄托，木柴朽坏则火焰寂灭无所依附。道理就是这样。假使相同与差异的分别隐晦难明，那么存在与不存在的说法必然体现在聚散之中。聚散是气变化的总体名称，是一切生灭的现象。所以庄子说：“人的生命是气的聚集。聚集就是生，离散就是死。如果生死只是同类事物的轮转，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古代善于论述大道的人，必定有他们的依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终极真理只限于这一生，生命终结不再变化，这个道理是可以探寻的。

回答道：所谓“神”是什么呢？是精气达到极致而产生的灵性。既然达到了极致，就不是用卦象能够描绘的，所以圣人用“玄妙之物”来形容它。即使是智慧极高的人，也不能确定它的具体形态、穷尽它的幽深意趣。而谈论它的人，常常用普通的见识产生疑问，大多自我混乱。这种误解，也已经很深了。

想要说明它，这正是在说明那不可言说的东西。现在，就在这不可言说之中，再试着和大家一起隐约地探讨一下。神这个东西，圆融地应接万物而没有固定主宰，玄妙地穷尽一切而无法命名。它感应外物而活动，依托“数”（指生命现象、因果序列等）而运行。它感应外物但本身不是物，所以外物变迁而它不会消亡；它依托“数”但本身不是“数”，所以“数”有尽头而它不会穷尽。因为有“情”，所以可以被外物感应；因为有“识”，所以可以通过“数”来推求。“数”有精细与粗糙的区别，所以它们的本性各不相同；智慧有明澈与昏暗的差别，所以它们的观照也不一样。由此推论，就可以知道：生命的流转变化（化）是因为“情”的感召，而“神”则随着这种流转变化（化）而传递。“情”是流转变化（化）的母亲，“神”是“情”的根本。“情”有使生命聚合开始的规律，“神”有在冥冥中迁移传递的功能。只是了悟透彻的人回归本源，迷惑于表象的人追逐外物罢了。

古代论述大道的人，看法也未必相同，请让我引用来说明。庄子在《大宗师》里发出深奥的言论说：“大地用‘生’来使我劳苦，用‘死’来使我安息。”又把活着看作人的羁绊，把死亡看作返回本真。这就是所说的知道生命是极大的忧患，把没有生命看作回归本源。文子引用黄帝的话说：“形体有消亡而精神不变化，以这不变化的精神驾驭变化，它的变化就无穷无尽。”庄子也说：“只是偶然被赋予了人的形体就那么欢喜，像人的形体，千变万化而没有穷尽。”这就是所说的知道生命不只限于一次变化，却正在追逐外物而不知回头。两位先贤的论述，虽然没有彻底探究到真实，也曾经依傍着根本宗旨而有所听闻。

议论的人不去探求“方生方死”（生死变化相续）的学说，却迷惑于认为聚散只在于一次变化（一化）；不去思考神妙之道有化育万物的灵性，却说精细的（精神）和粗糙的（形体）一同灭尽。这不也很可悲吗？用柴与火来比喻（神与形），原本出自佛教圣典。失去了它的源流统绪，所以幽深的意趣就无从追寻，精微的言论于是就沉没在平常的教导里，让谈论的人借此形成疑惑。假使当时没有领悟根本宗旨的大师，人们就不会知道有先觉者的明见。那冥冥中传承的奥妙，就会埋没于世而无人知晓。

为什么呢？因为“情”与“数”相互感应，它的变化没有端倪；因缘紧密地构造，在暗中互相传递延续。如果不是通过达观智慧，谁能认识其中的变化呢？请让我为议论的人用事实来验证：火在木柴间传递，就好比神在形体间传递；火传到不同的木柴，就好比神传到不同的形体。前面的木柴不是后面的木柴，由此可以知道“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这个说法的奥妙；前面的形体不是后面的形体，由此可以领悟“情”与“数”感应的深意。迷惑的人看见形体在一生中朽坏，就以为精神和情识都一同丧失了，好比看到火在一根木柴上烧尽，就认为最终一切都完全穷尽了。这是迁就养生之谈的浅见，不是深远地追寻同类事物的道理。

再按照如来的理论来讨论，假如精神和形体一同变化，都从最初的天性（“天本”）开始，愚笨与智慧、资质与生命，都同样禀受于最初。请问，所禀受的东西，是受之于形体呢，还是受之于精神呢？如果是受之于形体，那么凡是有形体的，都应该变化成为精神了。如果是受之于精神，那就是用精神来传递精神，那么（像）丹朱就应该和帝尧一样圣明，舜（重华）就应该和他父亲瞽叟一样灵慧了。这难道可能吗？这难道可能吗？如果这不可能，那就确实知道冥冥中因缘的构造，在往昔就已经显现；明慧与昏昧的分别，在生命形成之初就已经确定。即使是造化（灵钧）善于运作，尚且不能改变本性的自然状态，何况比这更晚近的呢？用道理来验证，那么精微的言论是有证据的；用事实来检验，就可以对贯通一切的大道没有疑惑了。

**译文：**

讨论结束后，有位退居闲处的宾客，踏着明朗的月色在夜间散步，与众人一同聚集在法堂。他于是问道：“恭敬地拜读了您雅正的论述，大意已基本明了，几乎没什么疑问了。不过，如果试着再深入探究一番，似乎仍有少许未尽之处。我的想法是，沙门的德行规范，是改变世俗的特殊制度，是道家的名分礼器。当它施行于君王和父母时，本应在形式上的礼敬有所简略。现在我疑惑的是：沙门刚刚开始这难以成就的修行事业，期望的是久远将来教化众生的功德，其潜移默化的恩泽在当下并无显现的效验，未来的果报也幽远而尚未应验。在这种情况下，却让王公贵族奉献供养，让信众屈身行礼，这会不会有坐享其德、陷入过早算计的牵累，或者白白承受他人恩惠、与‘无功受禄’的讥讽相同呢？”

主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请允许我为大家就近打个比方。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奉行宣布当代君王的命令，远赴异域，去沟通那些需要经过多重翻译的远方风俗。请问，君王是否应当资助他干粮，赐予他车马服饰呢？”宾客们回答：“是的，应当。”主人说：“那么，类比就可以找到了。所谓‘沙门’，是什么呢？是指他们能够启发蒙昧世俗中的幽暗昏沉，开启教化众生的玄妙道路。他们正是要以‘物我两忘’之道，与天下人一同前行，使得向往高远者能汲取他们遗留的风范，隐居修行者能品味他们余留的津梁。如果是这样，即使伟大的功业尚未成就，但观察他们超然迈步的轨迹，所领悟的道理本来就已经很弘大了。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带来的）世运亨通的功劳、对生存有益的贡献，尚且不足以回报他们发下初心誓愿的赤诚，更何况是酬答他们身、口、意三业的辛劳呢？再者，这样的人，他们的形体虽然有所依赖（于供养），但他们的情志并无近前的寄托。看待那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四事的供养，就好像看到飞鸟蚊虫从眼前经过一样罢了。一点滴润口沫般的小恩惠，又哪里值得一说呢？”

众位宾客听了这番话，方才明白：在幽暗的修行道路上，以开启觉悟为目标才是功德；止息妄心，以清净圆满为归宿才是正道。于是都欣

晋朝元兴三年，岁在甲寅。当时天子流亡在外，百姓忧患百端。所有与我志同道合的人，都怀着国家危亡的感慨。因此我写下这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