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别
释签十不二门色心不二门云总在一念别分色心色心二法收尽三千法法三千即不二门良由色心一一具故一家具义虽荆溪在诸教部中非不点示四明祖述非不明白其如僻解首唱于前㳂袭于兹有乖谬者追和于后恐疑误后生使谤法起见子欲无辞恐不可也应知荆溪于色心不二门云总在一念别分色心者时欲点示境妙色心诸法具故摩诃止观全此以为一念三千不思议境但在今文为明十妙诠内之法所以作总别说趣举一法具一切法一法既能具一切法其能具一法名之为总其所具诸法名之为别总即能具别即所具一言总者乃具之别名也不可迷名以失大体谨案山家一宗教部圆诠之法一一具故事理同体虽举一法此一法外无有余法若有余法事理体异非圆诠也举事即理举理即事岂可强分理无事有分事理者自是别教故知圆教所以分诸法者为圆偏故令改迷故若唯圆诠只一法尔岂有二哉然则圆诠诸法法法为总法法为别何以故诸法具故今文唯指一念者如四明云若论诸法互摄随举一法皆得为总即三无差别也今为易成观故故指一念心法为总然此总别不可分对理事应知理具三千事用三千各有总别此两相即方称妙境斯乃四明杰出山家得教部之意以摩诃止观既全此色心为不思议境即彼所谓一念三千是则若在今文谓之总在一念若在止观谓之一念三千此之一念即是阴境拣示境体一念识阴岂可别求又如大意云随缘不变故名性不变随缘故名心若不属事为属何法若属事者何故不信四明事总别耶若信事总别者事理同体法法总别何疑之有荆溪明文明如日月何故尚问出自何文例如三千妙境出自法华经文岂有三千之言况总在一念一念属事甚为易晓今文一念既而即是止观一念引心造文荆溪点示心造有二一者约理二者约事圆见事理一念具足一念之事当体即理所以下文摄别入总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言无非心性一性无性者一念离过即理也三千宛然者事理同体而具也何以自云理总事别指要所立事总别者即总在一念别分色心也理总别者即理造三千也事理相即不可分对若云理总事别却须问云出自何文此若非僻解为是何通见此说自南屏以来前辈诸师辞而辟之学者无不信受四明之道前辈既往乖谬复作以为独步东坡有言斯文化为异端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之无与为善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山大泽龙亡虎逝变性百出舞鳅鳝而号狐狸斯言尽之矣尽之矣於戏。
《法华文句记》的“十不二门”中，关于“色心不二门”说：总体上都在一念心中，分开来说则有色法和心法的区别。色法和心法这两类，就包含了三千世间一切法。每一法都具足三千，这就是不二法门。这确实是因为色法和心法每一法都具足一切的缘故。天台一家所讲的“具”这个道理，虽然荆溪大师在判释各种教法的著作中，并非没有点明指示，四明尊者继承阐述，也并非说得不明白。但像那些偏颇的见解，首先在前面倡导，沿袭至今，有错误的地方，后面又有人附和，恐怕会疑惑误导后学，使人生起诽谤佛法之见。我想要不加以辩驳，恐怕也是不行的。
应当知道，荆溪大师在《色心不二门》中说“总在一念，别分色心”，当时是为了点明指示“境妙”——色、心等一切法都具足的缘故。《摩诃止观》完全依据这个来建立“一念三千”的不思议境。只是在现在这篇《十不二门》的文章里，为了阐明“十妙”中所诠释的法，所以才作总、别的分别说明，目的是为了举出一法就具足一切法。一法既然能具足一切法，那个能具足一切法的一法，就称之为“总”；它所具足的一切法，就称之为“别”。“总”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具足”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不可以迷惑于名称而失去根本的大义。
谨按：天台山家一宗的教典所圆满诠释的法，是每一法都具足一切，所以事相和理体是同一本体。虽然举出一法，但在这“一法”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法。如果认为还有其他的法，那就是事和理本体相异，不是圆满的诠释了。举出事相就是理体，举出理体就是事相，怎么可以强行分开，认为理体没有差别而事相有差别呢？把事和理分开来说的，自然是别教的教法。由此可知，圆教之所以分别诸法，是为了区分圆教和偏教，为了让众生改变迷惑。如果只按圆教的圆满诠释来说，就只有一法而已，哪里会有两个呢？
然而，圆教所诠释的诸法，每一法都可以作为“总”，每一法也都可以作为“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法都具足一切。现在这篇文章只特别指出“一念”作为总，就像四明尊者说的：如果讨论诸法互相含摄，随便举出一法，都可以作为“总”，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现在为了容易成就观行，所以特别指出“一念心法”作为总。但这个“总”和“别”，不可以强行分派去对应“理”和“事”。应当知道，“理具三千”和“事用三千”各自都有“总”和“别”。这两方面相互融即，才称得上是妙境。这乃是四明尊者杰出地把握了山家教典的意旨。
因为《摩诃止观》既然完全依据这个“色心”来建立不思议境，也就是他所说的“一念三千”，那么，如果在现在这篇文章里，就称之为“总在一念”；如果在《止观》里，就称之为“一念三千”。这里的“一念”，就是五阴境中的“识阴”，是拣择指示的境体，就是“一念识阴”，怎么可以另外去别处寻找呢？
又像《止观大意》中说：“随缘而不变，所以叫做‘性’；不变而随缘，所以叫做‘心’。”这个“心”如果不属于“事”，那属于什么法呢？如果属于“事”，那为什么不信服四明尊者关于“事”也有总别的说法呢？如果信服“事”有总别，那么事理同体，每一法都有总别，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荆溪大师的文字明白如日月，为什么还要问“出自何文”呢？例如“三千妙境”出自《法华经》的经文，但经中难道有“三千”这个词吗？何况“总在一念”，“一念”属于“事”，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现在这篇文章里的“一念”，既然就是《止观》里的“一念”，引用“心造”的文字，荆溪大师点明指示“心造”有两种：一种是约“理”说，一种是约“事”说。圆教的见解是，事和理在一念中具足，一念之事当体就是理。所以下文说“摄别入总，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说“无非心性，一性无性”，是指一念离过，当下就是理。说“三千宛然”，是指事和理同体而具足一切。
为什么自己说“理总事别”？《指要》所建立的“事总别”，就是“总在一念，别分色心”。“理总别”，就是“理造三千”。事和理相互融即，不可以强行分开对应。如果说“理总事别”，却要反问“出自何文”？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偏颇的见解，那又是什么呢？
看到这种说法，自南屏法师以来，前辈诸位法师都加以批驳，学者们没有不信受四明尊者之道的。前辈们过去之后，错误的见解又重新兴起，还自以为独步天下。苏东坡有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