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文句记》的“十不二门”中，关于“色心不二门”说：总体上都在一念心中，分开来说则有色法和心法的区别。色法和心法这两类，就包含了三千世间一切法。每一法都具足三千，这就是不二法门。这确实是因为色法和心法每一法都具足一切的缘故。天台一家所讲的“具”这个道理，虽然荆溪大师在判释各种教法的著作中，并非没有点明指示，四明尊者继承阐述，也并非说得不明白。但像那些偏颇的见解，首先在前面倡导，沿袭至今，有错误的地方，后面又有人附和，恐怕会疑惑误导后学，使人生起诽谤佛法之见。我想要不加以辩驳，恐怕也是不行的。

应当知道，荆溪大师在《色心不二门》中说“总在一念，别分色心”，当时是为了点明指示“境妙”——色、心等一切法都具足的缘故。《摩诃止观》完全依据这个来建立“一念三千”的不思议境。只是在现在这篇《十不二门》的文章里，为了阐明“十妙”中所诠释的法，所以才作总、别的分别说明，目的是为了举出一法就具足一切法。一法既然能具足一切法，那个能具足一切法的一法，就称之为“总”；它所具足的一切法，就称之为“别”。“总”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具足”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不可以迷惑于名称而失去根本的大义。

谨按：天台山家一宗的教典所圆满诠释的法，是每一法都具足一切，所以事相和理体是同一本体。虽然举出一法，但在这“一法”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法。如果认为还有其他的法，那就是事和理本体相异，不是圆满的诠释了。举出事相就是理体，举出理体就是事相，怎么可以强行分开，认为理体没有差别而事相有差别呢？把事和理分开来说的，自然是别教的教法。由此可知，圆教之所以分别诸法，是为了区分圆教和偏教，为了让众生改变迷惑。如果只按圆教的圆满诠释来说，就只有一法而已，哪里会有两个呢？

然而，圆教所诠释的诸法，每一法都可以作为“总”，每一法也都可以作为“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法都具足一切。现在这篇文章只特别指出“一念”作为总，就像四明尊者说的：如果讨论诸法互相含摄，随便举出一法，都可以作为“总”，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现在为了容易成就观行，所以特别指出“一念心法”作为总。但这个“总”和“别”，不可以强行分派去对应“理”和“事”。应当知道，“理具三千”和“事用三千”各自都有“总”和“别”。这两方面相互融即，才称得上是妙境。这乃是四明尊者杰出地把握了山家教典的意旨。

因为《摩诃止观》既然完全依据这个“色心”来建立不思议境，也就是他所说的“一念三千”，那么，如果在现在这篇文章里，就称之为“总在一念”；如果在《止观》里，就称之为“一念三千”。这里的“一念”，就是五阴境中的“识阴”，是拣择指示的境体，就是“一念识阴”，怎么可以另外去别处寻找呢？

又像《止观大意》中说：“随缘而不变，所以叫做‘性’；不变而随缘，所以叫做‘心’。”这个“心”如果不属于“事”，那属于什么法呢？如果属于“事”，那为什么不信服四明尊者关于“事”也有总别的说法呢？如果信服“事”有总别，那么事理同体，每一法都有总别，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荆溪大师的文字明白如日月，为什么还要问“出自何文”呢？例如“三千妙境”出自《法华经》的经文，但经中难道有“三千”这个词吗？何况“总在一念”，“一念”属于“事”，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现在这篇文章里的“一念”，既然就是《止观》里的“一念”，引用“心造”的文字，荆溪大师点明指示“心造”有两种：一种是约“理”说，一种是约“事”说。圆教的见解是，事和理在一念中具足，一念之事当体就是理。所以下文说“摄别入总，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说“无非心性，一性无性”，是指一念离过，当下就是理。说“三千宛然”，是指事和理同体而具足一切。

为什么自己说“理总事别”？《指要》所建立的“事总别”，就是“总在一念，别分色心”。“理总别”，就是“理造三千”。事和理相互融即，不可以强行分开对应。如果说“理总事别”，却要反问“出自何文”？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偏颇的见解，那又是什么呢？

看到这种说法，自南屏法师以来，前辈诸位法师都加以批驳，学者们没有不信受四明尊者之道的。前辈们过去之后，错误的见解又重新兴起，还自以为独步天下。苏东坡有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