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律拾毗尼义钞

这部《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流传在世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有的人给它做注解，有的人口头传授。但是离佛陀在世的时间越来越远，后来的人见识浅薄，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慢慢把真相弄错了；山林里的偈颂，也一代代相传出了错误。所以，让佛陀慈爱的教诲长久地被掩盖，后代的人想寻求真理，却不知道往哪儿走。因此，我多年潜心研究，到处搜集资料，想扩大见闻，当然应该加以阐释说明，就写了这篇序，大致分了三部分，希望有智慧的人看到，就能理解一多半了。写这篇钞的缘由，这是第一。批驳古时不同的见解，这是第二。校订版本之间的差异，这是第三。第一，说到“毗尼”这种教义，它被称作“行”的准则。“行”依靠什么存在呢？就依靠具体的事情和相状。古代的各位大德，没能完全明白这个主旨，争着论述，引用很多繁琐的言辞。只有我的祖师南山律宗的道宣律师，超越了大家的见解，删除、补充、搜集、考订，把世间修行的事情清楚地表现出来。整部《事钞》严密地包含“止持”和“作持”二种持戒，最终归结为三种行持。所以《事钞》的写作，是最先完成的。而且，“事”在于简单扼要，“行”必须依靠模范和准则。所以不广泛地解释义理章节，只是直接陈述正确的规范。然而，佛教的教义广阔深远，最高的道理精微奥妙。有的文字隐藏得很深，有的是教法兴废的原因，总之都是正确的说法，哪里会怕有很多途径呢？学习必须从容不迫，义理必须精深熟练。所以，我把重要的义理收集起来，另外记录成书。这本书的兴起，是其次的。由此可知，《事钞》和《义钞》这两本书，表里相互配合。没有《事钞》，修行就没有凭据，会失掉教法的根本；没有《义钞》，理解就无法开启，会不明白后来的解释。详细考究它们的标题和名称，实际上两者兼有；二部著作的宗旨，就在这里。有的人说，这是收集《戒疏》和《业疏》没有说完的道理，整理成文的。我曾经用它们对照考证，发现文字和义理大多相同。如果说有没说完的，那只能收集它们遗漏的，怎么能彼此重复出现呢？所以我知道不是这样。还有人说，这是为《戒疏》和《业疏》打基础的。况且《事钞》所指出的三部著作很明显，难道是为了写《戒疏》和《业疏》而打草稿吗？我们本宗的学者必须深深仔细地鉴别。如果真的有所怀疑，就试着用可靠的证据来验证。《事钞》兴起的意思说：“每次引用，都先加以覆核检验。在一件事下，废除或采用的意见很多。各位老师的见解，情感和偏见纷繁复杂。现在都加以删减，只保留文字证据。”(这说明了《事钞》下面序言里《义钞》的说法)以及“教义通于其他论著，道理相合难以知晓。如果不是通晓理解的人，怎么能完全懂得？广泛地如《集义钞》所显示的。”这是引用文字证据。又下面说明“不学习就无知，持戒、犯戒等意义，两种钞文相同。等到《戒疏》和《业疏》，才开始有很多增减。有的又废除前面的，这一类不止一个。”这是用义理作证据。又，首先撰写的《事钞》，是在武德末年(九年)；接着制作这部《义钞》，是在贞观初年(元年)。年代相差很近，足以显示是同时期的作品。何况贞观年间，才开始创作《戒疏》和《业疏》(《戒疏》在贞观八年，《业疏》在贞观九年)。因此看出以前说“收集《戒疏》和《业疏》没说完的”的说法，难道不是错误的吗？这是用时间来验证。又，法宝律师(玄畅)的批注说：“这部钞在唐朝初年由南山祖师著述，用来辅助解释《行事钞》。”根据这个说法，很能得到它的实际。既然说是“辅助解释”，那么相互配合的意义，就像两轮明月一样清楚。何况它指明是唐朝初期，和《行事钞》同时出现，完全吻合。这是引用古时的证据。解释疑惑、会通不同见解，详细内容在别的论述中。第二，批驳古时不同的见解。通慧僧录(赞宁)评论这部钞有三种情况，断定它写在《事钞》之前。第一，文义古朴，大多是“首解”的说法。第二，著作不完全，埋没姓名，没有音讯。前面没有序言，后面没有批文。第三，用来备录遗忘，大略地指示义理章节，只说“将要讲解”等话。古时的注解虽然想挽救，但奈何道理少而言辞枝蔓。况且不知道怀疑从哪里来，确实是有原因的。我曾经多次反复地看这些话，私下感到不安。所以委婉地辩解，使后来的人没有疑惑。原来这部《义钞》的写作，是收集诸位大师的章疏写成的。古时贤人的著作，直接表达义理，不追求雕琢文饰。现在暂且依照他们的版本，删除重要的，加以抄录。等到写《戒疏》和《业疏》时，才开始加以润色。比起《事钞》《义钞》等大部头著作，辞藻义理都很文雅，和这部钞相比，怎么能没有疑问呢？又，历代著作，只有不到二十家。其他大师的义理，只一般地标示“昔解”、“又解”等说法。只有首师的《大疏》，道理旨趣高远，为现在所推崇，所以单独显扬他的名号，用来简化各种说法。这实在是推重有本有源，不掩盖师承。何况“首解”这种说法，是语言上省去繁琐，取其简要。哪里有什么粗陋呢？而他却动不动就指责，这是第一条不能同意的。又，我曾经考证古本，开头部分和后面部分不完整，章节次序不按次序，名字和年代不显著，确实像他说的那样。然而也不能因此就非议作者。所以现在大略地用几点来探求。有说法是：“草稿刚写成，就被别人偷走了，没来得及整理编排。”这是以前通行的说法，也是一种意见。又，唐朝末年衰败，历经五代，天下纷乱，僧人们逃散。各宗的经典训诂，因此残缺不全。这是第二种意见。又，祖师之教流传，本来在关中和辅翼地区。江浙地区距离这些地区很远，超过几千里，传抄的文章到这里，错误脱漏很难知道。这是第三种意见。又，从写作到现在，时间久远。有的传抄遗漏，有的纸张朽坏散落。例如《归敬仪》这篇文章，前面没有半篇序言。比起儒家，书籍礼器丢失散逸的尤其多。何况现在通行的，还缺少下卷，难道不是证据吗？这是第四种意见。而他不详细考察，就轻易地加以贬低。这是第二条不能同意的。又，著书立说的家族，不只一种途径。现在只是聚集义理类别，不设立篇目。以摘录要点为宗旨，又没有附加解释。只是标出“将要讲解”作为大段落，会通各家的异同，来区分可否。陈述辗转的疑难，用以开启深奥的疑团。言词和义理都很明白，哪里只是备录遗忘呢？这是第三条不能同意的。用上面的几点理由，来批驳他那三种说法。由此可见，先辈大德未曾讨论过，学习流传的这些人没有走过这条路。第三，校订版本之间的差异。这又分三点。第一，分辨各种版本。天台律师(允堪)分科解释的本子是三卷，世上现在通行。后来得到古本，只有上、中两卷。比起三卷本，从头到尾都一样。我一直心存疑虑，没有地方求得解答。最近在永嘉得到已故常宁律师(文漙)的一本四卷本。就是把上、中各分为两卷。他自己批注说：“根据法宝目录说有三卷，现在只获得两卷。仔细寻思这个说法，再参考后面的批注，才知道是东边外国寄回来的，原来有三卷，但下卷独自丢失了，没在长江以南流传，不是本来就没有。后来的人不明白，就分中卷当作下卷，来凑合目录上的卷数。哪里知道这样做失去了原来的本意，对于后学的人来说也不是好事呢？”又，考核各部的隐晦简略之处，指出在《义钞》里，但文字大多没有出现。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各位大师的章记，动不动就说：“指出错误，检查那篇文章没有等。”大概不知道怎样裁定，所以说话大多轻率。现在依照古本，只存上中两卷。又担心书太重，分成四册。下卷缺失，等待以后补上。第二，确定名称。这里所见到的古今各种本子，都叫做《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而永嘉的一个本子独独叫做《拾毗尼要》。虽然道理一致，但完整和残缺却有很大不同。又，《事钞》所指的，又有多种不同。有的叫《集义钞》，有的只叫《义钞》，都是大略的称呼。有的叫《别钞》，是表示不属于同一部类。现在遵从多数的，按文字上题写的为准。又按照通慧僧录所说的“埋没姓名，没有音讯”，可以检验卷首本来没有著作人的名号，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现在也保留它。第三，确定篇章次序。从上卷开头到中卷末尾，总共有十六段，都在开头标上“将讲”，而没有次序的标目。然而，各种古本在“破僧大意”之下，就接着排列“僧残”和“二不定”。中间又夹杂着“时非时”。然后才开始列“四夷”，之后接“舍堕”。按照篇章分类来考核，显然是颠倒错乱的。探究它的原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天台律师把“僧残”“不定”降格到“四重”之后，把“时非时”提升连缀在“破僧”之后。虽然经过改动，但文字次序很顺，对于道理没有损害。

现在按照他们的意思，把这些内容都列在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