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老人注解这部经典时，以禅宗的本领，深入法性与现象的精微之处，感叹教理研究的荒废，悲悯禅门修学的笼统。自从癸巳年退隐庐山以来，目睹世态令人心寒，感于时局而激励志节，这便是他注解此经的缘由。因此他挂瓢于金井之侧，倚杖于玉渊之畔，论及契悟境界则心境如海澄澈，仰慕隐逸风范则身姿似山屹立。效仿地藏琛禅师耕田乞食的朴实行履，追随栖贤湜禅师立诵行披的精进工夫。在清寒的炉灶之间，全心提持大法；于丛生的荆棘乱丝之中，仰仗智慧锋芒独自决断。比起古德的风范，他实在兼而有之。

到了戊戌年返回岭南，今无法师于次年从玉门关急忙归来。壬寅、癸卯年间，每日与石鉴等诸位弟子探讨唯识学问，指出其根本源于《楞伽经》，辨析外道所执的冥初神我，不与自性宝珠混淆收容，使那些如龟毛沙油般虚妄的见解，顿时觉知而自然消遣。因而阐发经义要旨，开启注疏因缘，巧妙契合禅门心宗，圆融贯通名相概念，不但能遏制狂禅的风气，同时也能激励讲经的法席。匠心独运，境界高远，汇合义理海洋于源头深处；神机渊深静默，破解众多疑难只需半偈之功。劳神费力，挥汗执笔，汇集查阅各种资料，见大义如此鲜明，庆幸深奥的言教未曾湮没。

以教理辅助禅宗，阐明别传心印与四卷经文本是一体；识体即是如来藏，扶持大乘心量超越声闻缘觉二乘。这实在是运用最上乘的悲心，忧心时弊而发起的作为。因此凡是注疏中有深入义理的探讨，能切中经文关键之处，即从文字义理而显禅宗境界，融会禅宗境界而贯通文字义理之处，我冒昧加以标示，用以启示后来的学人。四条河流同归大海，一个水泡也不滞留，这全在于阅读经文时，澄清自己智慧的眼目。

时值康熙甲辰年中秋前五日，嗣法门人今无叩首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