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是一座山的名字。这座山完全由楞伽宝构成，所以用宝物的名字来称呼山。这座山位于南海，是夜叉居住的地方，因为夜叉王邀请佛陀在山上说法，于是又用这座山的名字来命名这部经。枣柏大士说：这部经是在南海中的楞伽山上，宣说如来之道的经典。山下的罗婆那夜叉王与摩帝菩萨乘坐华丽的宫殿前来，迎请如来入山说法。这座山高耸险峻，向下可以俯瞰大海，四周没有门户，只有具备神通的人才能登临，这象征着心地法门唯有达到无修无证境界的人方能契入。向下俯瞰大海，象征着心海本自清净，只因外境之风扰动，才使得识浪波动；若能了达外境本空，心海自然寂静，内心与外境都归于寂灭，那么一切事物无不清晰映照，犹如大海没有风浪时，日月星辰，灿烂分明地显现其中。这部经是为根机成熟的菩萨顿然开示，指出种子、业识就是如来藏，这不同于声闻、缘觉二乘行人灭除识心、趣向寂灭的路径，也不同于般若系经典中修习空观、乐于空境、增胜空见的菩萨，而是直接阐明识体本性全然真实，便能转化为智慧的妙用。就像那大海不起风浪，境界与影像就清晰透彻；心海不再摇动，外境之风也并非别物。只要能了悟真实，识就转成了智。枣柏大士确实深刻明了《楞伽经》的宗旨与意趣。

这部经最初由刘宋时期的求那跋陀罗翻译，成四卷，名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到了元魏时期，菩提流支再次翻译成十卷，名为《入楞伽经》。唐代实叉难陀与复礼等人译成七卷，名为《大乘入楞伽经》。唐代的译本简明扼要，但终究不如宋代译本的古雅高深、意蕴幽远，所以从古至今仍然多依从最初的宋译。梁武帝时，达摩大师渡海来到魏地，在少林寺面壁静坐，他将心法传授给二祖慧可大师时说：中土只有这四卷《楞伽经》可以印证心性，并把它交付给你。从此，《楞伽经》便成为禅宗门庭中印心的秘典。现今的禅修者往往流于空疏，甚至有人一生都不曾翻开经卷，实在令人叹息。从义理研究方面寻找，只有明朝洪武初年宗泐、如玘奉诏共同撰写的注疏，万历末年德清大师的笔记，崇祯年间智旭大师的义疏，除此之外就很少见到了。达摩大师曾经说：这部经在五百年后，会演变为执着名相之学。仔细思量这句话，深感惭愧与惊惧。大师大概是说我们宗门的真传失坠，这难道是他人的过错吗？

函昰我自从顺治辛丑年先师华首老人圆寂，第二年先师大日和尚又相继离世，壬寅、癸卯这两年间，人生的意趣几乎断绝。随后我移居雷峰，不久又迁往芥庵。趁着这素来的志愿，同时也为了回应禅修者的叩问，姑且以此自悦心性，不敢轻易示人。只是想到佛法流传至今，源头已显驳杂，所谓的“见性”几乎被等同于外道的“神我”之说，“透脱”一路，也无异于堕入宇宙本原的冥初之见。“不自生”，并非“不生”，圣人的言教明明具在。却有人不通达缘起法，终究堕入否定一切的断灭见，任由妄情破坏正法，这与那些拘泥滞碍于名相的人相比，其功过又截然不同了。这部经直接指出种子、业识就是如来藏，确实存在迷惑与觉悟的差别。否则，若将心识的相续流注当作自己的真心，反而会生出妄识的过患。注疏中对此有深切著明的阐发，首要在于把握根本脉络。所引用的经论，只选取在义理上贴近、能互相发明的内容。至于机锋语录，更是谨慎择取。机锋是用来扭转有言说的关窍，教理则是引导无言说的旨归，正是在深入谈究法义时，不回避明白点破。如果只是用一些剿绝情识的言语，混淆真正的法义，诬枉曲解名相言诠，就会导致“乌焉成马”般的谬误。这是当下禅门的弊病所在，真伪难以辨别。我们的达摩大师最初创立“不立文字”的宗旨，同时传授这四卷《楞伽经》，我这点微不足道的隐忧，愿与天下后世之人一同仰承、奉行大师慈悲的旨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