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僧宝传》这本书，是宋朝宣和初年，新昌的觉范禅师编写整理的。

觉范曾经读过唐宋时期的高僧传记，觉得道宣律师精通戒律，但文笔不算出色；赞宁法师学问广博，但见识却有些模糊。他们写的书，常常像在昏暗的屋子里翻找东西，让人读不下去。于是，他立志要写一部更好的传记。

他云游四方时，凡是遇到那些气度恢宏、才智出众，能够挺身担当佛法大任的僧人，一定会亲手记录下他们的事迹，好好收藏起来。后来他住在湘西的谷山，就把所有收藏的资料都拿出来，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传记体例，为每位高僧立传，还各自写了赞语。一共记录了八十一位高僧，分成三十卷，就用现在这个名字出版。

书刻印流传之后，过了不少年头。近二十年来，南北战乱不断，到处都在烧毁书籍，这部书能保存下来的，十本里找不到一两本。南宗禅师定公，当时住持大慈寺这座名刹，感慨后来的学佛人，看不到至高佛道的完整面貌，也见不到古德高僧的全体风范，于是找到这部书，重新刻印，广泛传播。他还请我写篇序文，让我说明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好让它永久流传。

古时候，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件。记录的言论就成了《尚书》，记录的事件就成了《春秋》。司马迁就是参照这个方法来写《史记》的，所以言论和事迹都记载得很完备。觉范禅师这部书，既编纂了禅宗五家的教诲言论，又记载了各位高僧大德的行事经历。对于他们的传承世系、悟道因缘，乃至临终时的明确验证，无不谨慎地书写，详细地记录。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既然写下了他们说的话，当然也应该同时记录他们做的事。觉范可以说是深得司马迁作史的法度了。

但是也有人会说：司马迁写的是世间的事，而觉范是出世间的人。出世间的大道，是以心传心。那些语言文字，并不是道的最高境界。如果在这上面还有执着，那么自己本有的光明心性，反而会被这些东西堵塞遮蔽。这对于求道，有什么好处呢？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学习佛法的人，固然不能把语言文字本身就当作道，但也不能离开语言文字去悟入大道。看看从前印度和中国的各位祖师，本来就有许多兼通经、律、论三藏，同时又大力弘扬禅宗心法的人。像马鸣菩萨、龙树菩萨，还有中国的永嘉玄觉禅师、圭峰宗密禅师，就是这样。学道的人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用功，反而仅仅把抛开语言文字当作禅，把闭目枯坐、默默观照当作玄妙，那么佛陀的微妙言教，祖师的规范榜样，恐怕就要断绝消失了。

觉范正是因为担心这一点，才编写了这部书。南宗禅师也是因为担心这一点，才重新刊印传播它。目的是想让天下禅林，都能效法前辈祖师的纲宗法要，使自己的所言所行，都能和传记中这八十一位高僧一样，共同归向无上大道。那么，这部书的流传，怎么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呢？

古书上说：“虽然没有了阅历丰富的老臣，但还有传下来的典章法度。”又说：“君子要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德行。”后来读到这本书的人，要以此自勉啊！

洪武六年腊月初八，九灵山人戴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