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刻楞伽经后题
皇帝既御寶曆，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寔為迷塗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正月，《心經》、《金剛經》新註成，甞徹叡覽，已刊行矣。秋七月，《楞伽》註又成，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投進。上覽已悅曰：「此經之註，誠為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
皇帝登基之后，大力弘扬儒家典籍，同时也参用佛法教义，来教化天下百姓。他认为《般若心经》以及《金刚经》、《楞伽经》这三部经典能够阐发心性之学，确实是迷途中的日月，苦海里的舟船。于是在洪武十年冬季十月，下诏命天界禅师(臣子宗泐)和演福法师(臣子如玘)，重新加以注释阐发。第二年春季正月，《心经》与《金刚经》的新注释完成，曾经呈送御览，已经刊印流传。到了秋季七月，《楞伽经》的注释也完成了，皇上驾临西华楼，(宗泐与如玘)一同随侍在侧的大臣进献注释。皇上阅览后高兴地说道：“这部经典的注解，确实精当准确，可以流传到四海之内，让学佛的人研读修习。”
(宗泐)即奉詔，鍥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上旨，豈宜以天界為拘，合刊斯經於演福。獨其卷帙浩繁，未遂厥志，蚤夜以為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為撰疏，勸諸同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功費鈔五百六十四緍云。
宗泐奉旨，将经文刻印于京城的天界禅寺。如玘回到杭州的演福寺后，私下想道：“我与宗泐同受皇命，怎能因天界寺的刊印而受限制？应当将这部经合刊于演福寺。”只是这部经卷册繁多，一时未能完成心愿，他日夜为此忧虑。净慈禅寺的夷简禅师于是撰写劝募文，号召诸位同修及乐于行善的人士共同资助促成此事。刊印工作于次年夏五月开始，到冬十一月完成，总计花费五百六十四贯钱。
惟《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圓宗自覺正智而已。第其文辭古奧，讀者殊未易曉。東都沙門寶臣甞為之訓詁，援據雖若該博，而於經意多邈然不相入。胥臺雷菴受公，徒襲寶臣之緒論，自不能伸一啄。二者咸無取焉。惟柏庭法師善月，依天台教旨著為《通義》，敻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證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辯博無礙之智，遊戲毘盧藏海，台衡之書無不融攝，故其論著雖有徵於柏庭，反復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疑文奧義煥然明暢，誠可謂靈承皇上嘉惠烝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大法惟帝王能興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小則思遠惡而遷善，大則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聖天子之大德哉！
只有这部《楞伽经》，具备了藏、通、别、圆四教的根本宗旨，目的是为了驳斥小乘的偏颇见解，破除邪见的迷惑，无非是要彰显圆融宗派所主张的自觉正智罢了。只是它的文字言辞古奥艰深，读者实在很难明白。东都的宝臣和尚曾经为它做过训诂注解，引用的材料虽然看似广博，但对于经文的本意却常常显得隔阂，不能契合。胥台的雷庵受公，只是沿袭了宝臣的旧说，自己连一点新的见解都提不出来。这两位的注解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柏庭法师善月，依据天台宗的教义宗旨，撰写了《通义》，见解高超，远超常人，但如果用经文里明白显露的意思来验证，也难免有不足之处，其他人就更不用指望了！(如玘)凭借他辩才无碍、学识渊博的智慧，自在畅游于毘卢遮那佛的智慧法海，天台、衡山等各宗派的典籍无不融会贯通，所以他论述著述时，虽然参考了柏庭法师的见解，但经过反复参究验证，务必不偏离如来宣说此经的根本意图。(宗泐)又能够裁定把握其中的主旨意趣，简化繁杂的文辞而归于精要恰当，于是使得数百年来令人疑惑的文字、深奥的义理，都变得鲜明通畅。这真可以说是秉承了皇上嘉惠百姓的圣意，弘扬彰显了佛陀立教度人的法门啊！唉！佛陀的广大法门，只有帝王能够振兴它，只有宗师能够传承它。如今一旦遇到如此昌盛的时代，读这部经的人，往小了说，会想着远离恶行、趋向善法；往大了说，会想着明澈本心、彻见自性。这样，或许才不辜负圣明天子的大恩大德啊！
是年冬十二月四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載拜謹題。
这一年冬天十二月四日，前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金华宋濂，恭敬地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