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炖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
竺昙摩罗刹，汉语称为法护，祖先是月支人，原本姓支，世代居住在敦煌郡。八岁时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每天能背诵上万字的经文，看过一遍就能记住。他天性纯朴敦厚，操守品行精严刻苦，一心好学，曾不远万里寻访明师，因此广泛阅读儒家六经，潜心诸子百家之学，即使世间事务的诋毁或赞誉，也从不放在心上。
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炖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勌。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当时是晋武帝时期，寺庙佛像虽然在京城一带盛行，但《方等》类深奥的经典，还埋藏在葱岭以西的地区。竺法护于是感慨奋发，立志弘扬大乘佛法，便跟随师父前往西域，游历各国。西域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也是如此，法护全部学习贯通，综合理解古训，发音、词义、文字形体，无不熟识。于是他大量携带梵文经典，返回中原，从敦煌到长安，沿途传译佛经，写成汉文。所译出的经典包括《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等共一百六十五部。他勤奋不懈，一心以弘扬流通佛法为事业。终身抄写翻译，劳苦从不倦怠。佛教经典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于中国，正是竺法护的功劳。
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山有清涧，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秽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徘徊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涌满涧，其幽诚所感如此。故支遁为之像赞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领拔玄致。」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
护在晋武帝末年隐居深山，山中有一道清澈的溪涧，他常取水洗漱。后来有砍柴的人在水边弄脏了水源，溪水很快就干涸了。护徘徊叹息道：“人若没有德行，竟让清泉断流。如果这水永远枯竭，我就真的无法在此生活，只能离开了。”话音刚落，泉水便涌满整条山涧——他的精诚所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因此支遁曾为他作像赞说：“护公心境澄明，道德深厚美好，在幽谷中轻声吟咏，使枯泉再度涌流漱洗。护公高远啊，天生胸怀博大，曾在流沙之地洗足，领悟超脱玄妙的旨趣。”后来他在长安青门外建立寺院，精进勤修佛法。于是他的德行教化远播，声誉遍及四方，数千僧众都尊崇奉事他。
及晋惠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护匹山巨源。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其见美后代如此。
等到晋惠帝西逃，关中地区陷入混乱，百姓流离失所，竺法护带着弟子们躲避战乱向东迁移。到了渑池，他患病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后来孙绰写了《道贤论》，用天竺的七位高僧来比拟魏晋的竹林七贤，把竺法护比作山涛。文中说：“护公的德行是众人的楷模，巨源官至高位参与国政，两位先生的风范品德崇高深远，完全足以成为同辈人的表率了。”他在后世受到这样的赞美。
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超日明经》初译，颇多烦重，承远删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
那时有位在家修行的居士叫聂承远，他头脑清楚、很有才华，一心钻研佛法。竺法护翻译佛经的时候，聂承远常常参与整理文句。比如《超日明经》最初翻译的版本，内容很繁杂冗长，经过聂承远删减修订，才成为现在流传的两卷本。他参与审定的其他经典，大多也是这样处理的。
聂承远有个儿子叫道真，也精通梵文。他们父子俩，文笔都优美流畅，不输给古人。另外还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一起秉承竺法护的指导，拿着笔仔细校对经文。
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护世居炖煌，而化道周给，时人咸谓「炖煌菩萨」也。
安公说：“如果经书确实是竺法护亲手翻译的，那么核心思想一定正确。他翻译的所有佛经，虽然文辞不算优美巧妙，但意思宏大通达，读起来令人舒畅，特别擅长讲解‘无生’的道理。他翻译时注重智慧内涵而不追求文采，风格质朴，更接近佛经的原意。”竺法护的翻译就是这样受到称赞的。
竺法护一生居住在敦煌，但他的教化传播很广，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敦煌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