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开蒙
方外史旭求寂撰
问曰:儒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与吾佛法门同耶?别耶?亦同亦别耶?非同非别耶?又象山重尊德性,紫阳重道问学,互相矛盾,致成大诤。毕竟孰是孰非?为一是一非耶?为俱是俱非耶?且如何超出是非两关,令究竟无弊耶?
问:儒家经典说“君子尊崇德性而致力于学问探究,追求广博宏大而穷尽精微奥妙,达到高远光明境界而践行中庸之道,温习旧知而领悟新知,敦厚笃实而崇尚礼仪。”这与我们佛法的修行法门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是既相同又不同呢?还是非相同非不同呢?另外,陆象山侧重尊崇德性,朱紫阳侧重学问探究,两者互相矛盾,导致产生重大争论。究竟谁对谁错?是一个对一个错呢?还是都对都错呢?又该如何超越是非对立的局限,使修行最终没有偏差呢?
答曰:夫儒释同异之致,性学重轻之关,愦愦不讲久矣。今欲释此疑,须先就儒典消文释义,以超是非两关;次就二公决择是非,以示平心公论;后对佛教细辨同异,以彰权实本迹。
回答:关于儒家和佛教异同的根本,以及心性学说轻重的关键,人们已经糊里糊涂、不去深究很久了。现在要解释这个疑问,必须先依据儒家经典来疏通文句、解释含义,从而超越单纯的是非争论;其次,对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判断选择,以展示平心静气的公正见解;最后,对照佛教仔细辨别异同,来显明(其中)权宜与真实、根本与迹象的道理。
初就儒典消释者,旧注以尊德性为存心,道问学为致知,双举其纲,而以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摄属存心,以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摄属致知,虽云大小相资、首尾相应,究竟只如两物相需,缺一不可,未是一贯宗旨,所以偏重偏轻,致成大诤。今谓章首唱云大哉圣人之道,既即包下两节,则洋洋峻极者亦是道,优优百千者亦是道,同是道,故同称大,不可谓洋洋但大,而不人于无间,优优但小,而不极于无外,尤不可谓洋洋但是德性,而不繇问学,优优但是问学,而不关德性也。然此大道,全率于性,全凝于德,故名之曰德性,犹之释称如来藏性,以性虽十界所同,惟如来为能合之,故以如来藏称,而不称为地狱藏性、人天藏性等也。然则德性二字,即已包含性修因果旨趣,而广大精微等,皆德性所具之义趣耳,致之尽之,乃至崇之,皆道问学者之玅修耳。尊此德性方可谓道其问学,道此问学方可谓尊其德性,否则性近习远,沦于污下,犹所谓法身流转五道,名为众生矣。然德性何以广大?谓其洋洋发育也,何以精微,谓其优优百千也,何以高明,谓其位天育物也。何以中庸?谓其不离子臣弟友之间也。何以名故?谓其禀自初生也。何以名新?谓其经纶参赞也,何以名厚?谓父子君臣等,皆天性所定也。何以名礼?谓仰事俯育等,皆人事应尔也。世固有广大而不精微者,喻如海鱼,身数十里,荡而失水,蝼蚁得意,德性岂如是哉?自有即广大而精微者,如阿修罗王,变身与须弥齐,复能幻入藕丝孔中。德性亦尔,虽洋洋峻极,而复举体摄入一威一仪,随举一小威仪,全具德性,非是德性之少分也。世亦有精微而不广大者,喻如玩器,微玅精巧,不堪致用。德性岂如是哉?自有即精微而广大者,如摩尼珠,圆明清净,不过分寸,置之高幢,四洲雨宝。德性亦尔,虽百千经曲,而随拈其一,皆悉全具位育功能,非少分功能也。世亦有高明而不中庸者,如夏日赫盛,不可目视。德性岂如是哉?自有即高明而中庸者,如诸佛光明,胜于百千赫日,而触者清凉,见者安乐。德性亦尔,虽上达而即在下学,位天育物之极致,不离庸言庸行之家风。世亦有中庸而不高明者,如乡党善人,可狎可欺。德性岂如是哉?自有即中庸而高明者,如时中之圣,温而常厉,可亲而不可狎。德性亦尔,虽下学而全体上达,洒扫应对之仪节,即具旋乾转坤之功用。世亦有故而不新者,如衣既敝,不堪复御。德性岂如是哉?自有故而常新者,如上古瑶琴,一番抚按,一番音韵。德性亦尔,出生一切道德文章,经纶事业,不可穷尽。世亦有新而不故者,如美食一进,不可再列。德性岂如是哉?自有新而尝故者,如春至花开,树未尝改。德性亦尔,虽出一切经纶事业、道德文章,而体尝如故。世亦有厚而非礼者,如牛犊相随,殷然天爱,而罔知仪节。德性岂如是哉?自有厚而即礼者,如孝子事亲,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出于至性,匪由勉强。德性亦尔,虽率其天真,自有礼节。世亦有礼而非厚者,如六国事秦,势不得已。德性岂如是哉?自有礼而即厚者,如孔子拜下,尽礼非谄。德性亦尔,虽百千经曲,绝非强设。又彼致广大而不尽精微者,亦自谓博学多闻,然与之则半是,夺之则全非,以既不精微,即于广大不能致故。彼尽精微而不致广大者,亦自谓一门深入,然与之则亦半是,所谓小道可观,夺之则亦全非,以既不广大,则于精微不能尽故。彼极高明而不道中庸者,亦自谓豁达大度,然离中庸而别拟高明,便不得名为极。彼道中庸而不极高明者,亦自谓言行相顾,然舍高明而安于卑陋,亦非君子之道。彼温故而不知新者,亦自谓守其德性,而德性岂如此之痴顽?彼知新而不温故者,亦自谓日有增长,如沟浍可立,待其涸尽。彼敦厚而不崇礼者,亦自谓率其本真,未免同人道于牛马。彼欲崇礼而不敦厚者,亦自谓举止有式,未免反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适足被老庄所讥。故必了知广大精微等,一一无非德性,一一皆须道问学以尊之,则全修在性,全性起修。既非二致,那偏重轻?斯为超出是非两关,全收二公之长,而永杜二公之流弊者也。
首先从儒家典籍的角度来解释:过去的注解将“尊德性”理解为存养本心,“道问学”理解为获取知识,并列这两者为纲领,并将“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归入“存心”的范畴,将“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归入“致知”的范畴。虽然说是大小相辅相成、首尾呼应,但终究还是像两样东西互相需要,缺一不可,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因此产生偏重偏轻,导致很大的争论。
现在我认为,这一章开头就赞叹“大哉圣人之道”,这句话已经包含了后面两节的内容。那么,那浩瀚崇高的是道,那细致周全的也是道。既然同是道,所以都称为“大”。不能说浩瀚的只是大,而不能进入细微之处;也不能说细致的只是小,而不能达到无边无际。更不可以说,浩瀚的只关乎德性,而不经由学问;细致的只关乎学问,而不涉及德性。
然而这个大道,完全根源于本性,完全凝聚于德性,所以称之为“德性”。这就像佛教称“如来藏性”,因为本性虽然十法界众生共有,但只有如来能够完全契合它,所以用“如来藏”来称呼,而不称为“地狱藏性”、“人天藏性”等等。那么,“德性”这两个字,就已经包含了本性、修行、因果等核心旨趣。而“广大”、“精微”等等,都是德性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罢了。至于去“致”(达到)它、“尽”(穷尽)它,乃至于“崇”(尊崇)它,都是通过“道问学”(探求学问)这一妙修来实现的。
只有尊崇这个德性,才可以说是真正地在探求学问;只有通过这样的探求学问,才可以说是真正地在尊崇德性。否则,本性相近而习气远离,沦落于低下污浊,就如同佛教所说的“法身流转于五道,就叫做众生”了。
然而,德性为什么是“广大”的呢?是说它浩瀚无边、生发养育万物。为什么是“精微”的呢?是说它细致周全、具备千百条理。为什么是“高明”的呢?是说它处于至高之位、化育万物。为什么是“中庸”的呢?是说它不脱离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日常人伦之间。为什么称为“故”(旧有的)呢?是说它禀赋于初生之时。为什么称为“新”(新的)呢?是说它能经营筹划、参赞化育。为什么称为“厚”(敦厚)呢?是说父子、君臣等关系,都是天性所决定的。为什么称为“礼”(礼仪)呢?是说侍奉尊长、养育后代等等,都是人伦事务中应该如此去做的。
世间确实有广大而不精微的,比如海里的鱼,身体有几十里长,一旦搁浅失水,连蝼蚁都能欺负它。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既广大又精微的,比如阿修罗王,能变化身形与须弥山一样高大,又能幻化进入莲藕的丝孔之中。德性也是如此,虽然浩瀚崇高至极,却又全体都能收摄体现在每一个威仪举止之中。随便举出一个小的威仪,都完全具备德性全体,并不是德性的某一部分。
世间也有精微而不广大的,比如精巧的玩物,微妙精巧,却不能担当大用。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既精微又广大的,比如摩尼宝珠,圆明清净,不过分寸大小,但将它安置在高幢之上,就能让四大部洲普降珍宝。德性也是如此,虽然具备千百条理,但随便拈取其中一条,都完全具备化育万物、安立天位的全部功能,不是少部分的功能。
世间也有高明而不中庸的,比如夏日的阳光极其炽盛,让人无法直视。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既高明又中庸的,比如诸佛的光明,胜过千百个炽盛的太阳,但接触到的人感到清凉,见到的人得到安乐。德性也是如此,虽然能上达于天,却又当下体现在下学人事之中,那安立天位、化育万物的极致境界,并不脱离于平常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家风。
世间也有中庸而不高明的,比如乡里的老好人,可以轻慢、可以欺骗。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既中庸又高明的,比如能随时执守中道的圣人,温和而又常显威严,可以亲近却不可以轻慢。德性也是如此,虽然下学人事,却全体上达于天,洒水扫地、待人接物这些礼仪细节,就具备旋转乾坤的大功用。
世间也有“故”(旧)而不“新”的,比如衣服已经破旧,不能再穿了。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虽旧却常新的,比如上古的瑶琴,每弹奏一次,就发出一次新的音韵。德性也是如此,能生出无穷无尽的道德文章、经营筹划的事业。
世间也有“新”而不“故”的,比如美食吃了一次,就不能再摆上宴席了。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虽新却常是“故”的,比如春天到了花会开,但树本身并没有改变。德性也是如此,虽然生出一切经营筹划的事业、道德文章,但其本体却恒常如故。
世间也有敦厚而没有礼仪的,比如牛犊跟随母牛,充满天然的亲爱,却不懂得礼节仪式。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敦厚而本身就是礼仪的,比如孝子侍奉双亲,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铺好床铺,早晨前去问安,这是出于至诚的天性,并非勉强而为。德性也是如此,虽然依循其天真本性,自然就有礼节。
世间也有有礼仪而不敦厚的,比如战国六国侍奉秦国,是形势所迫不得已。德性难道是这样的吗?自有那礼仪本身就是敦厚的,比如孔子在堂下就跪拜君主,完全依礼而行并非谄媚。德性也是如此,虽然有千百条理规矩,但绝不是勉强设立的。
再说那些只追求“致广大”而不去“尽精微”的人,也自称博学多闻,然而给予肯定的话只对了一半,否定的话则完全错了,因为既然不精微,也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广大。那些只追求“尽精微”而不去“致广大”的人,也自称一门深入,然而给予肯定的话也只对了一半(所谓小道也有可观之处),否定的话也完全错了,因为既然不广大,也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穷尽精微。
那些只追求“极高明”而不去“道中庸”的人,也自称豁达大度,然而脱离中庸去另求高明,便不能称为“极”(极致)。那些只追求“道中庸”而不去“极高明”的人,也自称言行一致,然而舍弃高明而安于卑下浅陋,也不是君子之道。
那些只知“温故”而不知“知新”的人,也自称守住了自己的德性,但德性哪里是这样痴顽固执的呢?那些只知“知新”而不“温故”的人,也自称每天都在增长,但这就像小水沟,可以很快蓄满,也等着它很快干涸。
那些只知“敦厚”而不“崇礼”的人,也自称依循本真,但这未免将人伦之道等同于牛马相处。那些只想“崇礼”而不“敦厚”的人,也自称举止有规范,但这未免反而成了忠信淡薄而祸乱的开端,正好被老子、庄子所讥讽。
所以,必须透彻地了解“广大”、“精微”等等,每一个无不是德性本身的展现,每一个都需要通过“道问学”来尊崇它。这样,全部的修行都在本性之中,全部的本性都发起修行。既然不是两回事,哪里还会有偏重偏轻呢?这才是超越了是非对立的两种偏向,完全吸收了两派(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长处,而永远杜绝了两派流弊的做法。
次就二公决择者。象山之意,盖谓人既不尊德性,则问学与不问学,总皆无用。但能尊其德性,即是真实问学。犹吾佛所谓胜净明心,不从人得,何藉勤劳肯綮修证。亦犹六祖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即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是将尊德性而摄问学,非恃德性而废问学,故得为千古名贤也。紫阳之意,谓若不道问学,虽高谭德性,如台家所谓理佛,非关修证,则德性何由可尊?必须道问学以成至德,方可凝其率性之道。犹吾佛所谓菩提涅槃,尚在遥远,要须历劫辛勤修证。亦犹神秀所谓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又即孔子所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下学而上达也。是正欲以问学而尊其德性,非徒事问学而置却德性,故亦得为千古名贤也。然则悟象山之所谓德性,则问学已道。悟紫阳之所谓问学,则德性自尊。可谓是则俱是。而象山有似于顿悟,较紫阳之渐修,当胜一筹。执象山之言而失其旨,则思而不学,与今世狂禅同陷险坑,故孔子谓之曰殆。执紫阳之言而失其旨,则学而不思,与今世教律同无实证,故孔子谓之曰罔。可谓非则俱非。而无实证者,尚通六趣。陷险坑者,必堕三涂。象山之流弊,似亦较紫阳而倍甚。若就彼二公之学,以救二公之徒,亦有两番。一逆救,所谓以象山之药,治紫阳之病;以紫阳之药,救象山之病。二顺救,所谓执象山之言者,为申明象山真旨;执紫阳之言者,为申明紫阳真旨。然终不若向初义中打透,则二病不生,二药亦无用矣。
接下来分析两位先生的见解。象山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说人如果不先尊崇德性,那么无论是否追求学问,终究都是无用的。只要能真正尊崇自己的德性,就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这就像我佛所说的殊胜清净光明本心,不是从他人那里得来的,哪里需要凭借辛勤苦修去证得。也如同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好比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他是要以尊崇德性来统摄学问,并非依恃德性而废弃学问,所以才能成为千古贤人。紫阳先生的意思,是认为如果不通过学问之道,即便高谈德性,也像天台宗所说的“理佛”,与实际的修证无关,那么德性又如何能够被尊崇呢?必须通过学问之道来成就至高的德性,才能使那率性之道得以凝聚。这就像我佛所说的觉悟与涅槃,尚且遥远,必须经历多劫的辛勤修行证得。也如同神秀所说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又好比孔子所说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下学而上达”。他正是想通过学问来尊崇德性,并非只埋头学问而丢弃了德性,所以也能成为千古贤人。既然如此,那么领悟了象山先生所说的德性,学问之道自然就在其中。领悟了紫阳先生所说的学问,德性自然就会得到尊崇。可以说,他们两人都对。而象山先生类似于顿悟,比起紫阳先生的渐修,应当更胜一筹。但如果拘泥于象山先生的言论而失其本意,就会只思考不学习,与当今的狂禅一样陷入危险的坑阱,所以孔子称之为“殆”。如果拘泥于紫阳先生的言论而失其本意,就会只学习不思考,与当今的教条戒律一样没有真实证悟,所以孔子称之为“罔”。可以说,他们两人都错。而没有真实证悟的人,尚且能轮回于六道。陷入危险坑阱的人,则必定堕落三恶道。象山学说的流弊,似乎也比紫阳学说的流弊要严重得多。如果根据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来救治他们各自门徒的偏差,也有两种方法。一是逆向救治,就是用象山的药方,治紫阳的病症;用紫阳的药方,救象山的病症。二是顺向救治,就是对拘泥象山言论的人,阐明象山的真实宗旨;对拘泥紫阳言论的人,阐明紫阳的真实宗旨。然而终究不如在最根本的义理上透彻领悟,那么两种病症都不会产生,两种药方也就用不着了。
后对佛教细辨者,先须知此五句,有名同而义异者,有名义俱同而归宗异者。又须知对待、绝待二种玅义,然后约迹、约权以拣收之,约实、约本以融会之,庶得戏论永灭,诤论亦消也。
对于后来细致辨析佛教的人,首先要明白这五句话,有的名称相同而含义不同,有的名称与含义都相同但归宗旨趣不同。还要理解“相对”与“绝对”两种深妙义理,然后从表象、权宜的角度来拣择与收摄,从真实、根本的角度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让无谓的争论永远止息,真正的辩论也随之化解。
言名同义异者,即是德性二字,及德性中所具广大精微等八义。同则同名德性及广大等,异则儒以天命为性,修之而上合于天者为德。老聃以自然而然,强名曰道者为性,复归无名无物者为德。一往判之,谓是天乘,然亦未尽天中差别,恐不过是四王忉利法门,远自人间视之,称为自然,及说无名无物耳。推而上之,夜摩等空居四天,亦以自然为性,以欲界未到诸定,及上品十善为德。魔天以命根互通为性,广化七珍,多增宝媛为德。初禅以出欲为性,离生喜乐为德。二禅以超出觉观为性,定生喜乐为德。三禅以末无喜水为性,离喜玅乐为德。四禅以不动为性,舍念清净为德。无想天以一念不生为性,灭心心所为德。四空天以超出色笼为性,微细定心为德。我佛法中,藏教以真谛为性,择灭无为为德。通教以诸法无生为性,体空智果为德。别教以离过绝非中道为性,所证法身般若解脱为德。圆教以不生不灭,常住真心,不纵不横,三德秘藏为性,一心三智,妙合如来藏理为德。既德性一名,厥义各别,故所具八义,随此皆异。谓儒但以洋洋发育为广大,乃至仰事俯育为礼耳。老聃则以生天生地为广大,窈真昏默为精微,神鬼神帝为高明,专气致柔为中庸,长于万古为故,生一生二生三生万为新,还淳反朴为厚,守雌守黑为礼。夜摩等天各以境界倍增者为广大,受用倍妙者为精微,不假日月为高明,十善摄散为中庸,劫初先成为故,果报变化为新,随顺善性为厚,具善三业为礼。魔天则以统摄欲界为广大,超化无化为精微,威力自在居欲界顶为高明,不离尘劳为中庸,悟本命元为故,自在化现为新,爱网所摄为厚,眷属庄严为礼。四禅各以舍下苦麤障为广大,得上净玅离为精微,安住胜处为高明,十禅支行为中庸,超历大小诸劫为故,喜乐舍受相应为新,同一定体为厚,王臣民等差别为礼。无想天则以无诸想碍为广大,体同木石为精微,居四禅上为高明,灭心心所为中庸,初半劫灭为故,后半劫生为新,顺无动性为厚,次第令其心虑灰凝为礼。四空天则以体同太虚为广大,微细心心所法为精微,遍超色缚为高明,不离心想为中庸,报境无有成住坏空为故,受用定味为新,顺无色性为厚,次第证入为礼。藏通二教各有三乘,虽体析巧拙不同,同以无为涅槃离我我所旷若虚空为广大,超诸断尝有无戏论妄想为精微;远离三界成一切智为高明,依戒而住依念处行道为中庸;因缘法性无有作者为故,观谛观缘出生三乘道果为新;二乘别以警悟无尝速求出离为厚,摄身口意解脱业系为礼。大士别以自愍愍他愿皆济度为厚,三聚净戒上求下化为礼。别教则以无量四谛十界因果为广大,中道佛性缘了修证为精微;迥超九界佛眼种智为高明,从因缘境历修三观为中庸;本觉无始为故,功德智慧二种庄严为新;次第三慈为厚,历侍诸佛遍度九界种种仪轨为礼。圆教则以介尔有心三千具足竖穷横遍无欠无余为广大,三千性相互具互遍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为精微;一心三智炤穷法界为高明,无作四念一心三观为中庸;即随缘而不变为故,所以一切诸法无非性具;即不变而随缘为新,所以权实因果施设无方;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厚,所以上合无缘慈力,下合同体悲仰;而炽然尝行与拔,上侍诸佛下应群机为礼,所以性遮诸业一切皆成无尽戒体,皆名无上道戒。是谓名同而义异也。
名称相同但含义不同的,就是指“德性”这两个字,以及德性中所包含的广大、精微等八种含义。相同之处在于都称作“德性”以及“广大”等名目;不同之处在于:儒家以天所赋予的为“性”,修养它而上合于天的称为“德”。老子以自然而然、勉强命名为“道”的为“性”,复归于无名无物的境界为“德”。粗略地判断,可以称之为天乘,但这也未能穷尽天道中的差别,恐怕不过是四王天、忉利天的法门;从人间远远看去,称之为自然,以及说无名无物罢了。
再往上推究,夜摩天等空居四天,也以自然为“性”,以欲界未到地定及上品十善为“德”。魔天以命根互通为“性”,广化七种珍宝、多增宝女为“德”。初禅以出离欲界为“性”,离生喜乐为“德”。二禅以超越觉观为“性”,定生喜乐为“德”。三禅以末后无有喜水为“性”,离喜妙乐为“德”。四禅以不动摇为“性”,舍念清净为“德”。无想天以一念不生为“性”,灭除心与心所为“德”。四空天以超出色法牢笼为“性”,微细的定心为“德”。
在我佛法之中,藏教以真谛为“性”,择灭无为为“德”。通教以诸法无生为“性”,体悟空性的智慧果报为“德”。别教以离过失、绝是非的中道为“性”,所证的法身、般若、解脱为“德”。圆教以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不纵不横的三德秘藏为“性”,一心三智、妙合如来藏理为“德”。
既然“德性”这一名称,其含义各有不同,因此它所具备的八种含义,也随此而各异。就是说:儒家仅以浩荡发育万物为“广大”,乃至以上事奉父母、下养育子女为“礼”。老子则以生出天地为“广大”,幽深真实、昏默无为为“精微”,神妙于鬼神天帝为“高明”,专守精气以致柔和为“中庸”,长存于万古为“故”,生出道一、阴阳二、天地人三乃至万物为“新”,返归淳朴为“厚”,守持柔弱、处下不争为“礼”。
夜摩等天各自以境界倍增为“广大”,受用倍加微妙为“精微”,不依赖日月光明为“高明”,以十善业收摄散乱心为“中庸”,劫初先成此天为“故”,果报变化为“新”,随顺善性为“厚”,具足善的身口意三业为“礼”。魔天则以统摄欲界为“广大”,超越化生、无有化生为“精微”,威力自在、居于欲界之顶为“高明”,不离尘劳烦恼为“中庸”,悟得本有命元为“故”,自在化现为“新”,被爱欲之网所摄持为“厚”,眷属庄严为“礼”。
四禅天各自以舍弃下界的苦、粗、障碍为“广大”,获得上界的清净、微妙、出离为“精微”,安住于殊胜之处为“高明”,十种禅支的运行为“中庸”,超越经历大小诸劫为“故”,与喜、乐、舍受相应为“新”,同一禅定之体为“厚”,王、臣、民等差别为“礼”。无想天则以无有种种思虑障碍为“广大”,体同木石无知为“精微”,居于四禅之上为“高明”,灭除心与心所为“中庸”,前半劫灭除心念为“故”,后半劫心生为“新”,顺于无动之性为“厚”,次第令其心虑灰凝寂灭为“礼”。
四空天则以体同太虚为“广大”,微细的心与心所法为“精微”,普遍超越色法束缚为“高明”,不离心识想念为“中庸”,果报境界无有成住坏空为“故”,受用禅定滋味为“新”,顺于无色界之性为“厚”,次第证入为“礼”。
藏、通二教各有三乘,虽然体空观与析空观有巧拙不同,但同样以无为涅槃、离我及我所、空旷如虚空为“广大”,超越种种断见、常见、有、无等戏论妄想为“精微”;远离三界、成就一切智为“高明”,依戒而住、依四念处行道为“中庸”;因缘法性无有作者为“故”,观四谛、观十二因缘,出生三乘道果为“新”;二乘另以警悟无常、速求出离为“厚”,摄持身口意、解脱业力系缚为“礼”。大乘菩萨另以自愍愍他、愿皆济度为“厚”,三聚净戒、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礼”。
别教则以无量的四谛、十法界因果为“广大”,中道佛性、缘因了因的修证为“精微”;迥然超越九法界、佛眼种智为“高明”,从因缘境历修空、假、中三观为“中庸”;本觉无始以来本有为“故”,功德与智慧二种庄严为“新”;次第三种慈心为“厚”,历事侍奉诸佛、遍度九法界种种仪轨为“礼”。
圆教则以微细一念心即具足三千法界、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无欠无余为“广大”,三千性相互具互遍、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为“精微”;一心三智照彻穷尽法界为“高明”,无作四念处、一心三观为“中庸”;即随缘而不变易为“故”,所以一切诸法无非本性具足;即不变易而随缘显现为“新”,所以权实因果施设无有定方;心、佛、众生三者无有差别为“厚”,所以上合诸佛无缘大慈之力,下合同体大悲仰慕之心;而炽然常行给予与拔除,上侍奉诸佛、下应群生机缘为“礼”,所以性业、遮业一切皆成无尽戒体,都称为无上道戒。这就叫做名称相同而含义相异。
言名义俱同而归宗异者,不论是儒是老,色无色定,乃至藏通别圆,欲以至德凝道,必须道问学以尊之,欲得真实问学,必须尊德性以道之;欲证德性之广大,必尽精微以致之,欲证德性之精微,必致广大以尽之;欲证德性之高明,必道中庸以极之,欲证德性之中庸,必极高明以道之;欲证德性之故,必知新以温之,欲证德性之新,必温故以知之;欲证德性之厚,必崇礼以敦之,欲证德性之礼,必敦厚以崇之。是谓名义俱同。然如此问学,但自各各尊其所谓德性,故儒则成人间之圣,与天地参;老则成天道之圣,为万化母;乃至藏通成三乘之圣,永超生死;别教成圆满报身之圣,永超方便;圆教成清净法身之圣,方为真能尽性。是谓归宗永异。
说到名称和含义都相同,但根本宗旨却不同的情况,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无论是色界定还是无色界定,乃至藏教、通教、别教、圆教,想要以至高的德性凝聚于道,必须通过求学问来尊崇它;想要获得真实的学问,必须依循德性来引导它;想要证悟德性的广大,必须穷尽精微之处来实现它;想要证悟德性的精微,必须通过达到广大来穷尽它;想要证悟德性的高明,必须遵循中庸之道来达到极致;想要证悟德性的中庸,必须通过极高明来引导它;想要证悟德性的本来面目,必须通过知晓新知来温习它;想要证悟德性的新境界,必须通过温习旧知来认识它;想要证悟德性的敦厚,必须崇尚礼仪来使它醇厚;想要证悟德性的礼仪,必须通过敦厚来尊崇它。这就叫做名称和含义都相同。然而这样的学问,只是各自尊崇他们各自所说的德性,所以儒家成就的是人间的圣人,能与天地并立;道家成就的是天道的圣人,成为万化的根源;乃至藏教、通教成就的是三乘的圣人,永远超越生死;别教成就的是圆满报身的圣人,永远超越方便权教;圆教成就的是清净法身的圣人,这才真正能够彻底彰显本性。这就叫做根本宗旨永远不同。
言对绝二玅者,若以人望天,以欲界望色界,展转乃至以别望圆,则广大之外更有广大,精微之内更有精微,高明之上更有高明,中庸之中更有中庸,故之前更有故,新之后更有新,厚亦弥厚,礼亦弥周。若以圆视别,以别视通,乃至以天视人,则彼广大精微等,皆悉有名无义。故以下望上,传传皆玅;以上视下,法法皆麤。此对待明玅也。绝待明玅者,为实施权,开权显实,若别若通若藏、若天若人,究竟同归一乘。圆人受法,无法不圆,则法法皆玅。既知此理,方许论拣论收,能融能会耳。
关于“绝待二妙”的讨论:如果以人间境界对比天界,以欲界对比色界,这样层层推进乃至以别教对比圆教,那么广大之外还有更广大,精微之内还有更精微,高明之上还有更高明,中庸之中还有更中庸,旧有的道理之前还有更根本的道理,新生的见解之后还有更新的见解,内涵愈发深厚,仪轨也愈发周全。如果反过来以圆教视角看别教,以别教视角看通教,乃至以天界视角看人间,那么之前所说的广大、精微等等,便都成了徒有其名而无实质意义的概念。因此,从低处仰望高处,每一层法门都显得玄妙;从高处俯视低处,每一类教法都显得粗浅。这是通过对比来阐明“妙”的含义。
至于绝待意义上的“妙”,是指佛陀为彰显真实义理而权宜施设方便法门,再通过开显权宜法门来揭示究竟实相。无论是别教、通教、藏教,还是天界、人间等一切法,最终都汇归于一佛乘。具有圆融见地的人接受任何教法,没有一法不圆融,所以说每一法都是玄妙的。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够资格讨论如何抉择、如何统摄,才能真正融会贯通诸法。
后约迹约权拣收等者,拣之则全非,儒是世法,佛出世故。又此云天命为性,易云太极生两仪,并属非因计因。不知正因缘法,见论所摄。夫妇父子等,恩爱牵连,又是爱论所摄。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无因论。亦不知正因缘法,亦见论摄。收之则儒于五乘法门,属人乘摄。所明五常,合于五戒。其余诸法,半合十善,尚未全同金轮王法也。老属天乘,未尽天中之致,已如前说。究而言之,总不及藏教之出生死,何况通别圆耶。然此直约迹约权耳。
后来从表面现象和权宜方便的角度来区分与接纳各家学说:若严格区分,则儒家学说完全不属于佛法,因为儒家讲的是世间法,而佛法是出世的。再者,儒家所说的“天命之谓性”,《易经》所说的“太极生两仪”,都属于错误地设定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明白真正的因缘法则,这些见解都属于邪见范畴。儒家所讲的夫妇、父子等人伦关系,充满恩爱牵挂,又属于贪爱执着的范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一种无因论。他也不明白真正的因缘法则,其见解也属于邪见范畴。
若从接纳的角度看,儒家学说在五乘法门中,属于人乘的范畴。它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与佛教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相合。儒家其他的一些道理,有一半符合十善业道,但还达不到金轮圣王以十善教化天下的那种完备程度。道家学说属于天乘,但并未穷尽天道(如色界、无色界)的极致,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从根本上说,
若约实约本而融会者,此方圣人,皆是菩萨化现,如来所使。故《大灌顶经》云「佛先遣三圣,往化支那。所立葬法,南洲中最。乃至三圣之法化若在,则如来正教,亦赖以行。」而《列子》中,具明孔子赞佛之语。老子骑牛出关,欲访大觉。既闻示寂,叹息而返。经史所载,彰明若此。后人不达,纷纷起诤,岂理也哉。然三圣既即如来所使,何不略说出世教法?盖机缘未至,不得不然。且如五天机熟,佛乃示生。而初唱《华严》,在会尚如聋哑。不惟须说《阿含》,以为渐始,兼立人天成善,以作先容。况此地机缘,远在千年之后。纵欲说出世法,谁能信之?故权智垂迹,不得不示同凡外。然即此儒典,亦未尝不偶泄玅机,后儒自莫能察,及门亦所未窥。故孔子再叹颜回好学,今也则亡,深显曾子以下,皆知迹而不知本,知权而不知实者也。何谓所泄玅机?如《易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语最可参详。夫既云易有太极,则太极乃易之所有,毕竟易是何物,而能有此太极?倘以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为易,则应云太极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然后伏羲因之画卦,文、周因之系辞,何反云易有太极?今明易有太极,则易理固在太极之先矣!设非吾人本源佛性,更是何物?既本源佛性尚在太极之先,岂得漫云天之所赋,而不明言即心自性?但言易者,以凡夫久执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断断不能理会此事,故悉檀善巧,聊寄微辞。当知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而此真如,但有性德,未有修德,故不守自性,不觉念起,而有无明。此无始住地无明,正是二种生死根本,密说之为太极。因明立所,晦昧为空,相待成摇之风轮,即所谓动而生阳;坚明立碍之金轮,即所谓静而生阴。风金相摩,火光出现,宝明生润,水轮下含,即所谓两仪生四象也。火腾水降,交发立坚,为海为洲,为山为木,即所谓四象生八卦,乃至生万物也。名相稍异,大体宛同。顺之则生死始,逆之则轮回息。故又云「易,逆数也。」亦既微示人以出世要旨矣。老子谓道生天地,意亦相同。但亦不明言即心自性,皆机缘未熟故耳。且易传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一语,分明即是寂炤无二之体。而「乾坤其易之门」一语,又分明即是流转还灭、逆顺二修之关。以性觉玅明,本觉明玅,非干修证,不属悟迷。而迷则炤体成散,寂体成昏,逆涅槃城、顺生死路,全由此动静两门,是名逆修,亦名修恶。悟则借动以觉其昏,名之为观。借静以摄其散,名之为止。逆生死流,顺涅槃海,亦全由此动静两门,是名顺修,亦名修善。然虽修分顺逆,而性无增减。又虽善恶皆本于性,而道必升沉。如斯秘旨,岂异圆宗?菩萨现身,信非虚唱。习而不察,过在后儒。又既知宣圣秘密微谈,兼秉法华开显玅旨。即此《中庸》,便可作圆顿佛法解释。所云「天命之谓性」者,天非望而苍苍之天,亦非忉利夜摩等天,即《涅槃经》所谓第一义天也。命非命令之解,即第八识执持色身相续不断之妄情也。谓生灭与不生灭,和合而成阿赖耶识,此识即是有生之性。以其全真起妄,故天而复称为命。以其全妄是真,故命而复称为天。全真起妄,即不变而随缘。全妄是真,即随缘而不变也。言「率性之谓道」者,谓此藏性之中,具有染净善恶一切种子。若率其染恶种子而起现行,即为小人之道,亦名逆修。若率其净善种子而起现行,即为君子之道,亦名顺修。孔子云:「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正是此意,亦合台家性具宗旨。言「修道之谓教」者,小人之道,修除令尽。君子之道,修习令满。此则圣贤教法,惟欲人返逆修而归顺修,又欲人即随缘而悟不变也。此三句既合圆宗,则头正尾正,举凡一文一字,皆可消归至理矣。以要言之,若得《法华》开显之旨,则治世语言,资生产业,乃至戏笑怒骂,艳曲情词,尚顺实相正法,况此原是世间理性之谈耶?然此是智旭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也。如大慧杲禅师,以此三句,作法报化三身解释,亦只是宗杲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倘子思实知宗杲、智旭之中庸者,孔子即当急印证之。胡必追忆颜子,而再叹今也则亡。且孟子历叙见知闻知之道,亦但结云,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是孟子尚不肯以曾子、子思为见知者,况孔子耶?即彼一以贯之之传,但的示尊德性之真实闻学。如此下手,所谓发足之方,非是到家消息。又所谓迹中权理之一,非是本中实理之一也。故今约三圣立教之本意,直谓之同亦可,以无非为实施权故也。约三教施设之门庭,直谓之异亦可,以儒老但说权理,文局人天。佛则说权说实,皆悉出世故也。约权则工夫同而到家异,谓之亦同亦异可也。约实则本不坏迹,迹不掩本,谓之非同非异可也。惺谷寿禅师云:「为门外人说同,否则彼将以为异端。为入门人说别,否则彼将安于旧习。为升堂人说亦同亦别,以其见理未谛,故须与之微细剖析,令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入室人说非同非别,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又何儒释可论。」斯言得之,以其次第顺于四悉檀故。然细论说法方便,则四句之中,一一皆具四悉。又贵临时善用,不得固执斯言为死法也。
如果要从根本上融会贯通来说,我们这里的圣人,其实都是菩萨的化身,是如来派遣来的。所以《大灌顶经》里说:“佛先派遣三位圣人,去教化中国。他们所制定的丧葬礼仪,在南瞻部洲中是最好的。只要这三位圣人的教化还在,那么如来的正法,也就能依靠它来推行。”而《列子》这本书里,就详细记载了孔子赞叹佛陀的话。老子骑牛出关,是想去寻访大觉者。听说佛陀已经示现圆寂,就叹息着返回了。经书史籍里记载得这么清楚明白。后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纷纷争论不休,这哪里符合道理呢?
不过,这三位圣人既然是如来派遣来的,为什么不稍微讲说出世间的佛法呢?这是因为众生的机缘还没有成熟,不得不这样。就像在五印度地区,众生机缘成熟了,佛陀才示现出生。但最初宣讲《华严经》时,法会上的听众还像聋子哑巴一样听不懂。不仅需要讲说《阿含经》,作为渐教的开始,还要建立人天乘的善法,作为铺垫和引导。何况我们这里的机缘,远在千年之后才成熟。就算想说出世间的法门,又有谁能相信呢?所以,运用权巧智慧的菩萨示现化身,不得不表现得和凡夫、外道一样。然而,即便是这些儒家典籍,也并非没有偶尔泄露一些微妙的玄机,只是后来的儒者自己不能察觉,就连孔子的弟子们也未能看透。所以孔子两次感叹颜回好学,说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这深刻显示出曾子以下的人,都只知道表面现象而不知道根本,只知道权宜之法而不知道真实义理。
什么是泄露的微妙玄机呢?比如《易经·系辞传》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最值得仔细参究。既然说“易有太极”,那么太极是“易”所拥有的,那这个“易”到底是什么东西,而能够拥有这个太极呢?如果认为伏羲画的卦、文王周公写的辞就是“易”,那就应该说太极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然后伏羲根据这个画卦,文王、周公根据这个系辞,为什么反而说“易有太极”呢?现在明白了,“易有太极”,那么“易”的道理本来就存在于太极之前了!假设这不是我们人人本具的本源佛性,还能是什么呢?既然本源佛性还在太极之前,怎么能随便说是上天赋予的,而不明说这就是心的自性呢?只说“易”,是因为凡夫长久以来执着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身体为自己的身相,执着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引发的念头影像为自己的心相,断然无法理解这件事,所以用善巧的教化方法,姑且寄托在微妙的言辞里。要知道,“易”就是真如自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意义,秘密地称之为“易”。而这个真如,只有本具的性德,还没有通过修行显现的修德,所以它不守自性,不觉之间念头生起,就有了无明。这个无始以来就存在的根本无明,正是两种生死的根本,秘密地称之为“太极”。因为无明的缘故,建立了一个所对的境界,晦暗不明成为虚空,相互对待形成动摇的风轮,这就是所谓的“动而生阳”;坚固的觉明成为障碍的金轮,这就是所谓的“静而生阴”。风轮和金轮互相摩擦,火光出现,宝贵的明性产生湿润,水轮含藏在下面,这就是所谓的“两仪生四象”。火向上腾升,水向下沉降,交互作用形成坚固的物体,成为大海、陆地、高山、树木,这就是所谓的“四象生八卦”,乃至生出万物。名称和相状稍有不同,但大体上是相似的。顺着这个次序就是生死的开始,逆着这个次序轮回就能止息。所以又说:“易,是逆推的学问啊。”这也已经微微地向人们指示了出世间的要旨了。老子说的“道生天地”,意思也相同。但同样没有明说就是心的自性,都是因为机缘没有成熟的缘故。
而且,《易传》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句话,分明就是寂然之体和觉照之用无二无别的本体。而“乾坤其易之门”这句话,又分明就是流转生死和还灭涅槃、逆修和顺修这两类修行的关键。因为本性觉悟微妙光明,本觉光明微妙,无关乎修行证得,不属于觉悟或迷惑。但迷惑了,觉照之体就变成散乱,寂然之体就变成昏沉,背离涅槃之城、顺从生死之路,全都由这动和静两个门而出,这叫做逆修,也叫做修恶。觉悟了,就借助动来觉察昏沉,称之为“观”。借助静来收摄散乱,称之为“止”。逆生死之流,顺涅槃之海,也全都由这动和静两个门而入,这叫做顺修,也叫做修善。然而,虽然修行分顺逆,但本性没有增减。又虽然善恶都源于本性,但道路必然有上升和沉沦。像这样秘密的宗旨,哪里和圆融的佛法是两样呢?菩萨示现化身,确实不是虚妄的说法。学习它而不能察觉,过错在于后来的儒者。
再者,既然知道孔圣人秘密的微言大义,再结合《法华经》开权显实的微妙旨趣。那么这部《中庸》,就可以当作圆顿的佛法来解释。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天”不是抬头望见的苍天,也不是忉利天、夜摩天等天界,就是《涅槃经》里所说的“第一义天”。“命”不是命令的解释,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执着维持这个色身相续不断的虚妄情识。意思是生灭与不生灭和合,形成了阿赖耶识,这个识就是有生灭现象的“性”。因为它完全是真如生起了虚妄,所以是“天”却又称为“命”。因为它完全是虚妄却又就是真如,所以是“命”却又称为“天”。完全是真如生起虚妄,就是“不变而随缘”。完全是虚妄就是真如,就是“随缘而不变”。
说“率性之谓道”:是说这个含藏的自性之中,具有染污、清净、善、恶等一切种子。如果顺着那些染污、恶的种子而发起现行,就是小人之道,也叫做逆修。如果顺着那些清净、善的种子而发起现行,就是君子之道,也叫做顺修。孔子说:“道只有两种,仁和不仁罢了。”正是这个意思,也符合天台宗“性具”的宗旨。
说“修道之谓教”:小人之道,要修治去除让它尽净。君子之道,要修习实践让它圆满。这就是圣贤的教化方法,只是希望人们返回逆修而归于顺修,又希望人们就在随缘的现象中觉悟不变的本性。
这三句话既然符合圆融的宗旨,那么开头正了,结尾也正,整篇文章里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消归到最高的真理。总而言之,如果得到了《法华经》开权显实的旨趣,那么治理世间的语言,谋生的产业,乃至嬉笑怒骂,艳曲情词,尚且能顺应实相正法,何况这本来就是谈论世间理性的文字呢?
然而,这是智旭理解的《中庸》,不是子思的《中庸》。就像大慧宗杲禅师,用这三句来解释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也只是宗杲的《中庸》,不是子思的《中庸》。假如子思真的知道宗杲、智旭所理解的《中庸》,孔子就应该立刻给他印证。何必还要追忆颜回,再次感叹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呢?而且孟子历数那些亲见而知、听闻而知的圣人之道,最后也只是说:“然而没有(继承道统)的人了吗?那也就没有(继承道统)的人了吗?”这说明孟子尚且不肯认为曾子、子思是亲见而知的人,何况孔子呢?即便是孔子那“一以贯之”的传承,也只是确切地指示了尊崇德性、真实听闻学习的下手处。这是所谓的起步的方法,不是到家后的消息。又所谓的迹门中权巧的“一”,不是本门中真实的“一”。
所以,现在根据三位圣人设立教化的本意,直接说他们相同也可以,因为他们无不是为了真实义而施设权巧方便的缘故。根据三教施设教法的门庭,直接说他们不同也可以,因为儒家、道家只说权巧的道理,文辞局限于人天乘。佛陀则既说权巧也说真实,都是出世间法的缘故。从权巧的角度看,则下手功夫相同而最终归宿不同,说他们亦同亦异也可以。从真实的角度看,则根本并不破坏迹相,迹相也不掩盖根本,说他们非同非异也可以。
惺谷寿禅师说:“对门外汉说相同,否则他们会认为是异端。对入门的人说不同,否则他们会安于旧习惯。对升堂入室但见理未真的人说亦同亦异,因为他们对道理认识还不确切,所以需要给他们细细分析,让他们知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已经入室的人说非同非异,因为无论是粗略的言语还是微细的言语,都归于第一义谛,又哪里还有儒家、佛家的分别可论。”这话说得很对,因为它符合四种悉檀的次第。然而,仔细讨论说法的方便,那么这四句话当中,每一句都具备四种悉檀。又贵在临机运用得当,不能固执地把这些话当作死板的教条。
此即别答十问中之第四问也。两家性学,世罕兼通,以习儒者未必习佛,虽习亦难窥堂奥,习佛者未必习儒,虽习亦不肯精研。忆予年十二时,始就外传,粗知书义,便以道学自期,故于居敬慎独之功,致知格物之要,深心究之。至年二十,看颜渊问仁一章,窃疑「天下归仁」一语,苦参力讨,废寝忘餐者三昼夜,忽然大悟,顿见孔颜心学真血脉、真骨髓,因谓孔子闻知之传,诚待其人,非汉宋诸儒所能拟议也。越四年,知有出世大法,发心离俗,先参少室禅宗,后学天台教观,不啻皆如渤海,十五六载,仅沾一滴,方为向若之叹,而反观向日所悟孔颜心学,又今大海之一滴矣。嗟乎,道旷无涯,为若此也,而世之沾沾自足者,何啻井蛙夏虫也哉。然又了知一滴之性,即大海性,故虽身为禅子,每喜拈孔颜心学示人,知我者谓我不忘其本,不知者谓我酸习未除,予亦任之而已。今十问中既设此问,而同志皆所未谙,固请予略明梗概,遂于一滴海中,复出滴许。如此,知必为大方家所笑,然神龙得之,安知不即向此中兴云澍雨,又安知不借此腾归沧溟也。
这是针对十个问题中第四个问题的专门回答。儒家和佛家关于心性的学问,世间很少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因为学习儒家的人未必学习佛法,即使学了也很难深入堂奥;学习佛法的人未必钻研儒学,即使学了也不肯精细研究。回想我十二岁的时候,才开始跟随老师学习,粗略懂得书中文义,便以追求圣贤之道自我期许,所以对于持身恭敬、独处谨慎的功夫,以及推究事理、格除物欲的要领,都曾深深用心探究。到了二十岁,读到《论语》中颜渊问仁那一章,私下对“天下归仁”这句话产生疑惑,苦苦参究、竭力思索,废寝忘食三天三夜,忽然间彻底明白,顿时见到了孔子、颜回心性学问真正的血脉和精髓,因而认为孔子以心传心的学问,确实需要合适的人才能领会,不是汉代、宋代那些儒生所能比拟的。过了四年,我知道了有超脱世间的究竟佛法,发心离开世俗,先参究少林禅宗,后来学习天台宗的教理与观行,无不感到其学问像渤海一样浩瀚。经过十五六年的学习,仅仅沾到一滴水,方才感叹自己像河伯望见大海那样自知不足,而回头再看往日所悟的孔颜心学,又只是如今这佛法大海中的一滴水了。唉,大道广阔没有边际,就是这样啊!而世间那些沾沾自足的人,何止是井底之蛙、夏天之虫呢?然而我又清楚地知道,这一滴水的本性,就是大海的本性。所以虽然身为禅门弟子,却常常喜欢拈出孔子、颜回的心性学问向人开示。了解我的人说我不忘根本,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儒生的酸气没除干净,我也只是随他们去罢了。现在十个问题中既然设置了这一问,而同修道友们都不熟悉,坚持请我大略说明概要,于是就从这一滴海水之中,再分出点滴。像这样,我知道必定会被学识渊博的大家所笑话,然而神龙若得到这一点水,怎知不会立刻在其中兴起云雨呢?又怎知不会凭借这点水腾跃回归沧海呢?
弟子灵发王云蒸敬梓
弟子灵发王云蒸敬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