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寵惠先生論前次國聯失敗之根本原因，在世界各國朝野人士對于集體安全制度本身缺乏澈底之信心與堅決之誠意。吳之椿先生則說：『積極的和平的建立，最後言之，是建立於世界的人心』。所以、我覺得於此首先要分析而調整的，乃為吾人幾種的心志。心志、即是吾人全部活動所由之以出發的重心所在，除去白癡和極少數完全隨感興而漫動的人以外，大約有一、只為個人家屬之利益而動的，二、專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重的，三、存心為全世界人類利益的，四、發心救度全宇宙眾生的。這四種中，第一種是只知為一身一家榮利的——自然尚有只顧一身，連家屬也不顧的，但也附在這一種內——，雖為社會國家服役公務，然其目的只為求得自家的名利，遇可能時每每侵公而益私。其能以國家民族為重的而上，都可以犧牲身家私利乃至舍生而取義。至於以普利宇宙眾生為心，雖為大乘佛法所專重，而距離一般人心，尚嫌太遠。然以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為存心的，雖向不占多數，而與只顧身家的人，都是自古至今所常有。其有偏志於自身階級，自族色種，自奉宗教或主義之利益，而甘心犧牲一切的人，亦屬上述的三種人心之旁溢而橫出。人類中這三種心志，雖不能以後二種或後一種完全克服前一種或前二種，而且一個人亦往往兼備這三種或二種的。但遇只存前一種心的有才力人起為領導主持時，固可造成亂世或階級鬥爭；然由偏存第二種心的大才力人領導主持時，尤易造成霸政而引起國族戰爭。由此必須調整這三種人心，要使有才力的人，多數以「世界人類利益為存心」，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如下的安排：
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第一
國家民族之利益為第二——這是戰後，故不違反戰時國家民族之至上。
個人家屬之利益為第三
宇宙眾生之普度為遠景
唯隨感興之漫動為剩數
這樣的人心趨向，能夠蔚為風氣，成為習尚，使有才力能主導的人，都覺得世界全人類之利益應該高於一切，然後乃能實現羅、邱在大西洋首先簽字的世界大憲章。蔣委員長說：「余深信我輩為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的聯合國家，必能成就此改造世界的偉業，必能組成有力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及公道；並且同樣急迫的開始將這原則適用於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各國有所犧牲而不惜」。與這裏所說世界人類為第一，而國家民族為第二，其意義甚是相近。由此有些執國政的人，仍過於重視自國利益而不能放捨沿襲戰前的不平等權益，存留爭端；或新獲解放平等的國民，過分的囂張民族論及國防論，引生疑忌，都不是明智的。雖事實上全世界人類利益即是國族利益之聯合，然若存心先國族利益而後全人類利益，即不能稍稍犧牲國族利益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平和，且容易要為國族利益的保全或擴張，而不惜妨害永久的平和世界之安立。
或問：看輕國族之利益，不近於共產黨之國際主義嗎？此甚不然。要知共產黨之無產階級國際是分爭的，而此世界全人類利益是和合的。全人類利益中含容有國族利益，在不妨害成立永久平和世界的全人類利益下，固可容存國族利益之充分開展；而且在不妨害全人類利益及國族利益中，也可容存宗教利益，階級利益，乃至個人、家屬利益等等之演化；不過要居在第二位、第三位，而以不妨害第一二位之利益為原則。所以全人類利益，絕不排斥一切正當利益，而是包含各種利益皆得調和適宜的。
汪叔棣先生云：『戰後世界組織問題，並不僅僅是改良與重建，而是徹底地把人類社會放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與新的體系之中，這是第一。第二、全體一般的福利，應該是最高的考慮；在任何部分的利益，必要時都可以犧牲，這一點英外相艾登稱之為犧牲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當時時自問：怎樣的人類社會，方可以確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又云：『永久和平本身，就是人類最大福利之一。沒有和平的前提，什麼福利也談不到。因之所謂增進戰後人類福利也者，那最大而同時也是最起初的一步，就是致力於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永久和平』。基於上述的種種理由，我們應該高呼：
世界人類利益第一！
國家民族利益第二！
佛說：『若心地平，則於世界一切皆平』。要在這平和心地上，乃可安立永久的平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