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教外教辩
或问晦翁曰：「只为佛从心上起工夫，其学虽不然，却有本；儒者只从言语文字上做有知，此事只做一场说话过了，所以输与他。」答曰：「彼所谓心上工夫，本不是，却胜儒者多。」○程子曰：「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又曰：「佛有一个觉之理，可敬以直内，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亦不是。」○晦翁曰：「今说求放心，却似释氏说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辈却要此心主宰得定，赖此做事业，所以不同。」○因说程子耳无闻、目无见之说，答曰：「决无此理。释教云：『尘既不缘，根无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盖他意谓六根不与六尘相缘，则收拾六根之用，反复归于本体，而使之不行，顾乌有此理。」
有人问晦翁说：“佛教只在心上下功夫，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对，却有根本；儒家学者只在语言文字上做学问，这事只当成一场空谈就过去了，所以比不上佛教。”晦翁回答说：“佛教所谓的心上功夫，本来就不对，却比儒家学者强得多。”
程子说：“佛教的学说，在‘用恭敬来使内心正直’这方面，是有的；但在‘用道义来规范外在行为’这方面，却是没有的。所以固执的人会变得枯槁僵化，通达的人会变得放纵放肆。这就是佛教狭隘的地方。我们儒家的道理则不是这样，只是顺应本性而已。这个道理，圣人在《易经》里已经说得很完备了。”程子又说：“佛教有一个觉悟的道理，可以用来使内心正直，却没有道义来规范外在行为。他们那个使内心正直的方法，说到底也是不对的。”
晦翁说：“现在我们说‘找回放失的本心’，听起来有点像佛教说的‘入定’。但佛教到了入定那种状态，心就死了。我们却要让这个心做主，保持稳定，依靠它来做事业，所以是不同的。”
有人提到程子说的“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的说法，晦翁回答说：“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佛教说：‘既然不攀缘外境，感官就没有执着的地方，让心流返回本源，六种感官的作用就停止了。’大概他们的意思是，六种感官不和六种外境相接触，那么就把六种感官的作用收起来，返回到本体，让它们停止作用。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
辨曰：教有内外不同，故造理有浅湥之异，求之于内，心性是也；求之于外，学解是也，故心通则万法俱融，着相则目前自昧。呜呼外求之失，斯为甚矣。今儒学之獘浮华者固以辞章为事，纯实者亦不过以文义为宗，其视心学，则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湥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为有本，是当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语文字之非可也；而复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为矛盾欤？本既不是，何谓却胜儒者乎？此其不能穷心学之理于吾佛之道，湥自惑乱而不能取决也。观伊川之言亦然，夫既愍吾道为有内无外矣，果能以内为本，得本何忧于末哉？继言枯槁恣肆，又愍吾教之隘，是未见其大者矣；既曰佛有觉之理，为敬以直内，复云要之亦不是，皆反复自惑之言，岂真知此理者哉？若率性之说，亦不出吾心上工夫，必取证于《易》，《易》乃心上之玅理，先儒不穷本心之体，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谓有气而后有知，乃推性命之源于气，指性为气中之理，以气循理为道，故随事随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气，皆生于觉性之中，而吾之本心玅明遍照，已在思虑未发之时，若有得于此，即时中之义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内，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谓之义以方外，岂有是哉？取证于《易》者，《易》言「至神」「至圣」，皆指不可测、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无思无为，为感通之本，则《易》所证，固非外矣。《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故存养于不睹不闻之间，以无声无臭为至，则率性之道果在外乎？昔者圣人皆以内学为本，而推其用于外；后世文儒务外，遂不知有心学之源，乃以学解为事。唯宋河南之学，始言性理而有实践之迹，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体，遂不知养未发之中，又昧太极之理在两仪未判之先，或以物理为性理，故本末体用于是乎不明，而尧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或以孟子求放心，比释氏入定者，非也，若小乘之定，固以灰灭，更无求放心之意；佛乘之定，即动常寂，何用求放心耶？其谓「到此便死了，则说法度人者，又复生耶？」不知佛所谓定，只是妄念不起，而应机接物允合其宜；儒者莫知此境，辄妄议之，又解反流全一，为「收拾六根之用，反复归于本体，而使之不行。」非也，若人不缘六尘，无所染着，反观自心，明明不昧，寂寂常知，名曰圆照，即了悟之地，非学解能到。悟则谓之内，解则谓之外，此内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专用力于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复穷究，故不知允执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处，皆在思虑不起、物欲净尽之时，践履虽专，终不入圣人之域矣。盖因疑佛氏之迹，为无父无君，遂不究尽其说，使孔圣之道不明，乃毁佛之过也。惜哉。
辨明说：教法有内外之分，所以领悟道理就有深浅的差别。向内探求，就是心性；向外探求，就是学问见解。因此，内心通达了，一切法门都能融会贯通；执着于表面现象，就连眼前的事也会糊涂。唉，向外追求的过失，实在是太严重了。如今儒学的弊端，浮华的人固然只追求辞章文采，纯朴实在的人也不过以文章义理为宗旨。他们看待心性之学，却都是一片茫然。宋朝的大儒们深知这个毛病，又知道我们心上的功夫是有根本的，本应当注重根本、抑制枝节，来批评他们只重言语文字的偏颇；但他们却又认为心上的功夫不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根本既然不对，又凭什么说胜过儒者呢？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心性之学的道理上，深入探究我们佛教的教义，自己深感困惑混乱，无法做出决断。看程伊川的话也是这样。他既然怜悯我们佛教之道是“有内无外”，如果真的能把内在当作根本，得到了根本，还用担心枝节吗？接着他又说佛教“枯槁”或“恣肆”，又怜悯我们教法狭隘，这是没有见到它广大的方面。既然说佛有觉悟的道理，是“敬以直内”，又说“总之也不是”，这些都是反复自我困惑的言论，哪里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至于“率性”的说法，也离不开我们心上的功夫。一定要从《易经》中寻找证明，《易经》讲的是心上的玄妙道理。先前的儒者不穷究本心的本体，于是就不明白良知良能是从哪里来的，认为有了气然后才有知觉，于是把生命本源的探究推给“气”，指认“性”是气中的理，认为气遵循理就是道，所以随着事物去阐明道理。他们不知道天地、人物、形体气质，都产生于觉悟的本性之中。而我们本心的玄妙光明普照一切，在思虑尚未生起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在这里有所领悟，就是“时中”的含义。失去了这个，不能在内心中稍有存养，徒然追求事物的枝节，称之为“义以方外”，哪有这样的道理呢？从《易经》中取证：《易经》说的“至神”、“至圣”，都是指不可测度、不可知晓的境地，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用“无思无为”作为感应通达的根本。那么《易经》所证明的，本来就不是向外的。《中庸》说：“中，是天下的根本。”所以在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存心养性，以无声无臭为最高境界。那么，“率性”之道难道是在外面吗？古代的圣人都以内学为根本，然后将其作用推广到外；后世的文儒致力于向外求，于是不知道有心性之学的源头，只把学问见解当作正事。只有宋朝河南的学派，才开始谈论性理并有实践的迹象，然而他们只知道心的作用，却不探究心的本体，于是不懂得涵养“未发之中”，又对“太极”之理在阴阳未分之前就存在的道理感到糊涂。有的人把事物的道理当作心性的道理，所以根本与枝节、本体与作用在这里就不明确了，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也就衰微了。又有人把孟子“求放心”比作佛教的“入定”，这是不对的。像小乘的禅定，固然是心如死灰、念头寂灭，更没有“求放心”的意思；佛乘的禅定，是在动中常保寂静，哪里用得着去“求放心”呢？他们说“修定到这里人就死了，那么那些说法度人的，难道又活过来了吗？”这是不知道佛所说的“定”，只是妄念不起，而应对机缘、接人待物都能恰如其分。儒者不知道这个境界，就胡乱议论。又有人解释“反流全一”，说是“收拾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作用，反复归于本体，让它们不活动。”这也不对。如果人不攀缘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没有任何沾染执着，反观自心，明明了了、不被蒙蔽，寂然不动、了了常知，这叫做“圆照”，就是了悟的境界，不是靠学问见解能达到的。悟，就叫做“内”；解，就叫做“外”。这就是内教和外教不同的原因。儒者专门在“外”用功，凡是知识见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就不再深入探究，所以不知道“允执厥中”的道理、天理自然流行的地方，都是在思虑不起、物欲净尽的时候。实践履历虽然专一，终究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大概因为他们怀疑佛教的表现是无父无君，于是就不去彻底研究它的学说，使得孔圣人的道理不能显明，这是诋毁佛教的过错。可惜啊！